歐美研究季刊第46卷第3期 - page 415

揮別俾斯麥模式社會保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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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由這種民主正當性嚴重不足的健保保險人去參與共同自治,等
於將健保制度的核心內涵交由排除被保險人之利益團體來協商決
(
Kingreen, 2010: 176-180; Schmidt-Aßmann, 2004: 1693
)。
其次,社會自治團體成員間必須站在利益同質性的基礎上
(
Homogenität in der Selbstverwaltungskörperschaft organisierten In-
teressen
),才可能符合「自己的事務自己決定」的特徵,
35
但在現
行社會自治與共同自治的架構下,卻存有諸多彼此衝突的利益:導
入競爭機制之後,保險人彼此之間的利益未必一致,如何為聯邦健
保保險人總會所代表?健保醫師彼此之間亦有醫療服務報酬分配
之利益衝突關係,又如何為健保醫師公會及聯邦健保醫師公會所代
表?況且被保險人與其保險人之間係處於利益對立狀態,被保險人
之利益又如何能透過健保保險人,再透過聯邦健保保險人總會在聯
邦共同委員會中被代表?這些利益衝突情形,均與社會自治的基本
前提不符
(
Kingreen, 2007: 116-118
)。
第三,社會自治的參與者與任務範圍須一致,自治議決事項應
限於「自己的事」(
eigene Aufgabe
),不應包括「他人的事」。惟聯
邦共同委員會頒布之藥物指令、輔具指令等對藥物提供者、輔具提
供者具有拘束力,而聯邦共同委員會之組成並不包括這些利害關係
人之代表,法律僅賦予藥物提供者於聯邦共同委員會議決程序中表
示意見的權利
(
§ 91 1b SGB V
),與自治原則不符
(
Kingreen, 2007:
116-117; Kingreen, 2010: 187-188; Sodan, 2014: 29-30
)。從憲法角
度看,聯邦共同委員會混和自己事務與他人事務的自治模式,已經
超越基本法第
87
條第
2
項賦予社會保險保險人聯邦或邦層級公法
35
不同見解則認為聯邦憲法法院在利普河河道設施組合案中
(
詳後述
)
,並未特別要
求功能性自治團體成員必須具有利益一致性
(
Neumann, 2010: 5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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