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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研究
礎；相較而言，
1997
年、
2000
年及最近
2011
年三次改革修改幅度
較小。如今，德國法定健保制度現貌與一百三十年前已有明顯不同。
儘管德國與臺灣健康社會保險在保險人組織、團體自治、強制
投保對象、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之間的關係等諸多方面有截然不同
的發展脈絡與制度內涵，政府部門研擬全民健康保險
(以下稱全民
健保)
改革之研究政策時，仍相當重視德國法定健保制度之現況，
例如司法院釋字第
472
號解釋曾指示有關機關應就保險之營運
(包
括承保機構之多元化)、被保險人之類別等等事項，通盤檢討改進，
其中承保機構多元化即為德國法定健保制度的特色之一；行政院衛
生署
2004
年出版之二代健保規劃叢書中，德國與美國、英國、日
本並列為制度比較研究對象
(賴美淑，
2004a, 2004b
)，
2015
年行政
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亦公告「全民健保未來發展—以德國
健康保險制度為例」之行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案，顯示政府部
門持續關注中。
從法學角度而言，臺灣與德國健保制度比較研究的重點不在於
探求二者的「趨近值」，而在於分析同樣面對人口結構、社會經濟
條件變遷的挑戰，立法者在憲法秩序框架下，面對各種改革議題，
其立法形成自由有多大、所衍生的法律爭議又為何。我國全民健保
制度相關的法學論著與憲法解釋，向來即環繞在社會國原則、基本
權保障、法治國原則與民主原則，與德國法學文獻的分析重點互相
呼應。隨著德國法定健保制度歷經多次改革，逐漸褪去俾斯麥社會
保險傳統思維，實有必要就當前制度具體內涵詳加介紹，比較其與
2000
年前後國內文獻所引介的德國健保制度有何不同
(李玉君，
2000: 41-88
；郭明政，
1997: 135-184
；張道義，
2001: 227-263
；
3
本計畫之公告日期為
2015
年
2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