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全球社會出現了名為取消文化的現象，以言論批評以及消費抵制來反擊社會上的不公正。有些人認為取消文化是弱勢正義的一擊，是對結構性不公的反抗，有些人則認為這是一種變相的審查制度，可能成為破壞社會和諧的私刑正義。在西方社會，特別是美國，取消文化尤其在種族與性別的層面上反映了何謂正義、如何正義的思辨，如近來風起雲湧的「咪兔」（Me Too）運動以及「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本論文透過華裔新銳作家匡靈秀（R. F. Kuang）的新作《黃色臉孔》（Yellowface）來討論正義的問題。《黃色臉孔》講述的是一個白人作家如何因緣際會地獲得了一部華裔作家的遺作，並將之重寫和出版，視為己作，因而引發遭到取消文化的攻擊的故事。在這部作品裡，誰才有資格講述亞裔故事的種族政治被強烈地突顯出來。它迫使我們去思考：書寫如何追求、獲得正義，以及對於文化挪用的反抗，乃至抵制，是否也有不那麼正義的一面？這些關於書寫與正義的討論，是當前亞裔美國文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