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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宜的監禁條件與收容人尊嚴的尊重

671

年第

6

號和

2002

年第

13

號議定書分別針對和平時期和所有時期廢

除死刑,人權法院於是推翻先例,先於

2005

年指出第

2

條不再於

和平時期允許此一「令人無法接受、甚至是不人道之處罰形式」,

129

再於

2010

年肯定死刑在任何情勢下都不被允許。

130

唯在死刑未被廢除前,針對極刑本身是否可能構成公約第

3

之惡劣處遇,人權法院在前引

1989

Soering

判決中,以第

3

條之

解讀應與第

2

條相調和為由表示:「第

3

條不能夠被解釋為原則上

禁止死刑」,然其接著指出,「由此不能推導出圍繞著極刑判決之

情勢不會在公約第

3

條領地上引發問題。其被宣告或適用之方式、

受刑人之人格、與犯罪嚴重性之不成比例,以及在等待執行時所經

歷之監禁條件,列於會落入第

3

條打擊範圍的考量要素。在判斷痛

苦或貶損是否超出可容忍之門檻時,締約國當前對於極刑的態度亦

會進入到考量的脈絡下」(段

103-104

)。換言之,在被判極刑後,

於等待執行中的監禁條件,可能落入第

3

條的保護範圍內,甚且,

對於人權法院而言,因為死刑犯往往生活在極端焦慮,以及死亡無

所不在的陰影下,使其成為特殊類型的收容人。

在前引

2003

Poltoratskiy

判決中,人權法院即詳細檢視請求

人在待死區內的監禁條件。在此案中,請求人於

1995

年被判極刑

而於

1996

年確定,在其最初的請求中,其僅抱怨探視權被限縮、

被禁止收發信件、不准看電視、被剝奪與外界接觸。人權法院在重

Soering

判決之原則後,先指出烏克蘭憲法委員會在

1999

年宣告

死刑違憲,且死刑已於

2000

年廢除而代之以無期徒刑,人權法院

認為「利害關係人,直到死刑被正式廢除且其自身刑罰被減輕以

129

CEDH Gde. Ch. 12 mai 2005, Öcalan c. Turquie, § 163.

130

CEDH 2 mars 2010, Al-Saadoon et Mufdhi c. Royaume-Uni.

相關判例演進,參見

Sudre

(

2012: 323-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