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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研究
低嚴重性之要求並不是問題。然而，針對傷勢是否由警察造成，人
權法院認為請求人未能提出決定性的證據要素，亦未能提供其受虐
的細部說明
(段
124
)，因而以「相關事實未被充分證明」為由，未
作出違反第
3
條的結論
(段
129
)。
(
2
) 國家當局之調查義務
在
Labita
案中，人權法院雖因未能以構成惡劣處遇為由來宣告
違反第
3
條，但仍立基於國家當局未進行深入和有效之調查，判定
違反公約第
3
條。申言之，置於國家當局完全控制下之受害人是處
於不利的一方，要其提出得以支持其受到惡劣處遇的實質證據，本
就不易，而此困難度因為相關行為最經常就是出自國家人員之手而
更加棘手。人權法院因此創設一特殊的程序機制，適用於公約第
2
條和第
3
條。在第
3
條方面，自
1998
年
Assenov
判決
89
起，在被
剝奪自由者主張受到暴力相向的情形下
(此案涉及的是警察打未成
年人，但無法證明傷口是警察所施加)，倘若請求人之主張顯得是可
防衛的
(
défendable
)，人權法院課予國家進行公正和深入調查之義
務，缺此調查，會被判定違反第
3
條。在
Labita
判決中，人權法院
即重申此原則：「當個人以可防衛之方式肯定其在警察或其他國家
類似機關手中遭到有違第
3
條之處遇時，此規定結合公約第
1
條……所課予國家之一般義務，要求……應進行官方的有效調查。
仿效自第
2
條所得出者，此調查應得以導向辨識和處罰應負責
者……。若非如此，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刑罰或處遇之一般
性禁止，即便具有基本的重要性，在實務上也會是無效率的，且在
一些情況下，國家人員還可能因為享有幾乎不受處罰的保障，而將
臣服其控制下之人的權利踩在腳下」(段
131
)。在此案中，人權法
89
CEDH 28 octobre 1998, Assenov c. Bulgar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