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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歐美研究

低嚴重性之要求並不是問題。然而,針對傷勢是否由警察造成,人

權法院認為請求人未能提出決定性的證據要素,亦未能提供其受虐

的細部說明

(段

124

),因而以「相關事實未被充分證明」為由,未

作出違反第

3

條的結論

(段

129

)。

(

2

) 國家當局之調查義務

Labita

案中,人權法院雖因未能以構成惡劣處遇為由來宣告

違反第

3

條,但仍立基於國家當局未進行深入和有效之調查,判定

違反公約第

3

條。申言之,置於國家當局完全控制下之受害人是處

於不利的一方,要其提出得以支持其受到惡劣處遇的實質證據,本

就不易,而此困難度因為相關行為最經常就是出自國家人員之手而

更加棘手。人權法院因此創設一特殊的程序機制,適用於公約第

2

條和第

3

條。在第

3

條方面,自

1998

Assenov

判決

89

起,在被

剝奪自由者主張受到暴力相向的情形下

(此案涉及的是警察打未成

年人,但無法證明傷口是警察所施加),倘若請求人之主張顯得是可

防衛的

(

défendable

),人權法院課予國家進行公正和深入調查之義

務,缺此調查,會被判定違反第

3

條。在

Labita

判決中,人權法院

即重申此原則:「當個人以可防衛之方式肯定其在警察或其他國家

類似機關手中遭到有違第

3

條之處遇時,此規定結合公約第

1

條……所課予國家之一般義務,要求……應進行官方的有效調查。

仿效自第

2

條所得出者,此調查應得以導向辨識和處罰應負責

者……。若非如此,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刑罰或處遇之一般

性禁止,即便具有基本的重要性,在實務上也會是無效率的,且在

一些情況下,國家人員還可能因為享有幾乎不受處罰的保障,而將

臣服其控制下之人的權利踩在腳下」(段

131

)。在此案中,人權法

89

CEDH 28 octobre 1998, Assenov c. Bulgar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