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研究季刊 第45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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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研究

固有者,惟在判斷此最低嚴重性上,人權法院於

2001

Dougoz

判決

66

中提出新的判斷標準,亦即必須考量到監禁條件的「累積效果」

(

effets cumulatifs

)

(段

46

)。換言之,對於判斷是否構成惡劣處遇而

言,監禁的實質條件、健康的惡化、監禁的持續期間、甚至是監禁

的法律制度等要素的結合是決定性的。此一標準是監禁條件相關訴

訟所特有,可以減緩最低嚴重性的要求。

透過

Kudla

判決及其後續裁判,對於收容人監禁條件的保護從

間接保護過渡到直接保護,且朝向強化保護的方向前進。這些保護

方法上的大躍進,無疑傳達出人權法院落實保護收容人人權的決

心,但另一方面亦應指出的是,人權法院所創設的此一新權利無疑

僅有利於某特殊類別的人,亦即,監所收容人。收容人是人但同時

也是從屬者,是考量其弱勢和特殊地位

(他們被禁閉在封閉的地點

且被棄置於當局的手中,在此等條件下,當局濫用或過度使用權力

和強制力的風險增生,連帶使得這些人的易損性和脆弱性加劇),為

維護其在監禁狀態下的權益和尊嚴,因此課予會員國更多和更重的

義務。比較收容人和一般人在相關領域中所受到的保護可知,前者

享有某種「積極性的差別待遇」(

discrimination positive

) (

Belda,

2010a: 43-44

)。如同

F. Sudre

所指出的,此步驟見證了人權的普世

性可以與類別取徑並存,「第

3

條是針對以統一和整體方式來理

解……的所有的人,且取道於一個立基於人類普世身分之公設上的

整體步驟;然而,歐洲判例則促成了類別保護

(

protection ca-

tégorielle

)

的出現,(此保護)

藉重某種分析步驟,引導出對於人的

區別以及對於特殊類別之人的考量。立基於連鎖保護機制上的類別

保護,透過逐漸地滑動,變成特殊的保護」

(Sudre, 2006: 16-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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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H 6 mars 2001, Dougoz c. Grè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