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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

歐美研究

在與尊重人性尊嚴相容的條件下,措施之執行方式不使其所遭受之

困境或苦難的強度超出監禁所固有之痛苦之不可避免的程度,且根

據囚禁之實際要求,以適當之方式確保囚犯的健康和福祉,特別是

透過合乎要求之醫療管控」(段

94

)。人權法院即在此新架構下具體

檢視請求人所接受的醫療處遇而認為:「請求人精神狀態之性質本

身使其相較於一般收容人而言較為弱勢而容易受害,且其監禁狀態

在某種程度下得加劇其所感受到的沮喪、焦慮和恐懼感。(本院) 亦

注意到,利害關係人自

1996

6

11

日至

10

29

日被維持在監

禁狀態,依據精神科醫師的意見,這有可能會危及其生命,因為其

有可能企圖結束生命……。然而,在致力於對……相關事證進行整

體判斷後,本院不認為請求人遭受到足以進入到本公約第

3

條適用

範圍內所要求之嚴重程度的惡劣處遇」(段

99

),總結未違反第

3

(段

100

)。

在此判決中,人權法院雖未判定波蘭政府違反公約第

3

條,卻

絲毫未減損此判決的重大意義,蓋人權法院藉此機會更新公約第

3

條對於收容人的保護。詳言之,藉由宣告「公約第

3

條課予國家確

保所有囚犯被監禁在與尊重人性尊嚴相容的條件下」,人權法院從

旨在禁止惡劣處遇的公約第

3

條中,推導出國家所應承擔之確保得

宜監禁條件的積極義務。

64

與要求戒絕惡劣處遇的消極義務不同,

其要求國家必須採取合理和適當之措施以確保監禁條件合乎人性

尊嚴,因此,倘若國家和監所當局沒有行動、停留在消極狀態,任

64

人權法院將國家義務區分成消極義務

(

obligations négatives

)

和積極義務

(

obliga-

tions positives

,前者被視為是公約文本所固有,要求國家戒絕干擾公約權利的行

使。後者則是由人權法院立基於公約中一條特別的規範性規定、或是將此規定與

公約第

1

條或與歐洲法之一般原則相連結所建構出來,課予國家採取合理和適當

之措施以確保公約權利的實效性,又可區分為實質義務和程序義務。詳參

Akandji-Kombe

(

2006a: 5-6, 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