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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研究

公約規定」的情形。因此,猶如

Stojkovic

案例事實所示,縱使簽約國

依據傳統上刑事司法互助的屬地原則,亦即「司法互助之被請求國係

依據自己內國法之規定,完成請求協助事項」(相當於取證地說),於請

求國進行的審判程序,也不能豁免公約公平審判條款的審查。一言以

蔽之,

Stojkovic

裁判補足境外取證與公平審判這一塊拼圖,又跳脫傳

統司法互助的準據法格局,據此開啟了國際司法互助的嶄新紀元。

再者,儘管公然悖離公平審判的內涵有待補充,但這不妨礙眾多

個案明確違反的結論判斷,如

Stojkovic

裁判揭示的初次訊問之律師協

助權,早已是歐洲人權法院解釋公約公平審判條款之案例法的定見

(

Art. 6-3-c

),並未對法國造成任何的「突襲」。可以說是繼

Soering

判之後另一個司法互助的標竿裁判。

三、綜合評釋:個人權利保障作為司法互助天秤的

砝碼

整體而言,歐洲人權法院兩則標竿裁判的突破性見解,方向上值

得贊同。該院將原來國家與國家之間司法互助的二維面向,加入個人

權利保障的面向,成為三維關係。也就是說,被告的個人權利保障,

成為影響司法互助天秤的關鍵砝碼,因此進行司法互助不能只考慮傳

統的本國及他國的高權機關或其雙邊關係而已,例如

Soering

案不能只

考慮英、美雙方基於引渡協議的條約義務,更要考慮因此而受影響的

Soering

之個人權利,

Stojkovic

案亦同。畢竟,司法互助的刑事案件,

本質上就是刑事案件,被告是程序主體而非客體,國家也不能只以司

法互助之名,就概括解除其刑事被告受內國法的憲法、法律及國際法

的公約之權利保護。

無論相較於傳統上司法互助的準據法觀點說

(取證地說、審判地

說或區分說),或者對照我國實務獨樹一格的內國傳聞取徑說,上開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