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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研究
義務等)，茲事體大。若欲要求取證地執法者知曉、注意並遵守審判地
法，那麼，本來就「環環相扣」的司法互助，從「前端」開始，就要
先考慮「如何」(以立法層面及外交途徑來)
達成這個困難任務的先決
問題。否則，如果完全欠缺內國立法規範及司法互助協議的基礎，只
顧在「後端」的個案採取「證據取得及使用皆依審判地法說」的結果，
不但不切實際
(亦即，實際上取證地執法者並未依審判地法)，並將進
而造成外國合法取證被審判地法院大量摒棄不用的後果。一言以蔽
之，審判地說本身仍「不足以自行」，必須從「前端」的基礎開始，就
輔以其他的指導原則和配套作法，始能完足
(下文伍)。
至於區分說，除了也有「前端、後端」如何配合的相同問題外，
還有其自身的困境。例如前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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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即便依照區分說，還是同樣
可能產生次等被告問題，因為未予質問保障的取證過程，依照取證地
法剛好就是完全合法的情形，此時，區分說要如何處理呢？更何況如
果不能從證據取得違法就直接導出禁止使用，而禁止使用也不以違法
取證為限，那麼，到底重心放在取證地合法與否的意義何在呢？
參、我國最高法院的內國傳聞取徑
一、實務取向：以內國傳聞法則為圭臬
前述司法互助案件的漏洞和困境，究竟解決的出路何在？在引介
歐洲人權法院的標竿裁判之前，先看一下我國最高法院的處置方式。
應予說明，儘管司法互助或境外取證之刑事案件，隨著國際交流頻繁
而與日俱增，但遺憾的是，我國實務對於國際司法互助的認知和視野，
卻是頗為狹隘，甚而出現嚴重違反國際慣例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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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司法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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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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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台上字第
1941
號判決，檢察官私下在境外行使我國司法主權，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