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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敘事詩與濟慈之詩人本體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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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慈的生命歷程即是個坎坷的故事。在其決定放棄成為一個醫

生而選擇做詩人時,這個「成為一個詩人」的心念是種殷切的渴望。

於此前題下,他的自我期許受到了許多挑戰,特別是在

1818

年的

秋天《黑木愛丁堡雜誌》(

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

) 與《期

刊評論》(

Quarterly Review

) 對其第一首初試啼聲的長詩《恩迪米翁》

(

Endymion

) (

1818

) 無情的詆毀。這是濟慈的生命低潮之一。此外,

最了解他的小弟湯姆 (

Tom Keats

) 的肺癆也愈來愈病入膏肓。另,

他的創作泉源似已乾涸,因濟慈無法繼續構思其具有雄偉氣勢的史

詩〈海柏龍:殘篇〉(

“Hyperion: A Fragment”

) (

1818

年動筆;

1819

年放棄),而必須放棄。在此禍不單行的時期中,簡短及抒情的頌詩

給了他一個情感及創作的出口 (

Sheats

,

2001

:

87

)。然而,濟慈亦在

此些頌詩中加上了敘事的元素,因此他的頌詩中會表現出他個人對

詩與詩人角色的理念與理想。

如同其他的抒情詩,〈賽姬頌〉及〈夜鶯頌〉亦用到抒情詩所

使用的技巧:如隱喻、祈求 (

invocation

)、意象等;但是,此兩首

詩亦說故事。而兩首故事的情節,一言以蔽之,是濟慈在問一個問

題:我是如何的一個詩人?異言之,濟慈是如何思索、定義與書寫

其生命的故事篇章?

在研究濟慈對其終身職志的詮釋時,〈賽姬頌〉及〈夜鶯頌〉

是兩首關鍵詩;但此二首詩所表現的詩人本體的概念卻是迥然迴

異,甚至互相矛盾。於此,需先解釋為何選取此二首詩來解讀濟慈

詩人角色的認同。濟慈之所以是位英國浪漫詩派的大家,即在於他

豐沛的想像力、深切的美或藝術的覺知力與強烈的感性。賞析其經

典詩作時,最初的代表作品即為他的春天頌詩;濟慈學家史都特‧

史柏利 (

Stuart

Sperry

) 甚至美譽為「偉大的春天頌詩」(

the

Great

Odes of

the

Spring

),因此些春天的詩作特別映現了如上的濟慈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