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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敘事詩與濟慈之詩人本體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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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慈的生命歷程即是個坎坷的故事。在其決定放棄成為一個醫
生而選擇做詩人時，這個「成為一個詩人」的心念是種殷切的渴望。
於此前題下，他的自我期許受到了許多挑戰，特別是在
1818
年的
秋天《黑木愛丁堡雜誌》(
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
) 與《期
刊評論》(
Quarterly Review
) 對其第一首初試啼聲的長詩《恩迪米翁》
(
Endymion
) (
1818
) 無情的詆毀。這是濟慈的生命低潮之一。此外，
最了解他的小弟湯姆 (
Tom Keats
) 的肺癆也愈來愈病入膏肓。另，
他的創作泉源似已乾涸，因濟慈無法繼續構思其具有雄偉氣勢的史
詩〈海柏龍：殘篇〉(
“Hyperion: A Fragment”
) (
1818
年動筆；
1819
年放棄)，而必須放棄。在此禍不單行的時期中，簡短及抒情的頌詩
給了他一個情感及創作的出口 (
Sheats
,
2001
:
87
)。然而，濟慈亦在
此些頌詩中加上了敘事的元素，因此他的頌詩中會表現出他個人對
詩與詩人角色的理念與理想。
如同其他的抒情詩，〈賽姬頌〉及〈夜鶯頌〉亦用到抒情詩所
使用的技巧：如隱喻、祈求 (
invocation
)、意象等；但是，此兩首
詩亦說故事。而兩首故事的情節，一言以蔽之，是濟慈在問一個問
題：我是如何的一個詩人？異言之，濟慈是如何思索、定義與書寫
其生命的故事篇章？
在研究濟慈對其終身職志的詮釋時，〈賽姬頌〉及〈夜鶯頌〉
是兩首關鍵詩；但此二首詩所表現的詩人本體的概念卻是迥然迴
異，甚至互相矛盾。於此，需先解釋為何選取此二首詩來解讀濟慈
詩人角色的認同。濟慈之所以是位英國浪漫詩派的大家，即在於他
豐沛的想像力、深切的美或藝術的覺知力與強烈的感性。賞析其經
典詩作時，最初的代表作品即為他的春天頌詩；濟慈學家史都特‧
史柏利 (
Stuart
Sperry
) 甚至美譽為「偉大的春天頌詩」(
the
Great
Odes of
the
Spring
)，因此些春天的詩作特別映現了如上的濟慈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