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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研究
難文人可以提供自身的經驗作為創作的材料，因此一開始才同意書
寫，後來可能因為某種原因而易手。比較《告別朝鮮前線》和燕歸
來的《紅旗下的大學生活》，都是後來被選入「中國報告計畫」下
的書籍，後者所講的就是作者在北平的大學生活，同樣作為對東南
亞學生的宣傳品，《告別朝鮮前線》有可能預設是知識分子的親身
體驗，而徐東濱亦曾是北京大學的學生，曾經在共產中國生活過，
因此由他來現身說法、寫作此書並不突兀。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可
以在徐東濱推薦《紅旗下的大學生活》，和張愛玲書寫《赤地之戀》
的序言，看到非常類似的宣稱，對於真實性的推崇。徐東濱評《紅
旗下的大學生活》是如此宣稱：
我是這本書的第一個讀者；也是北京大學的一個學生。我們
都曾親身體驗過漫長的紅旗下的大學生活。我鄭重地沉痛地
向其他讀者推薦這本書的一點長處
──
它的真實性。
(
徐東
濱，
1970: 35
)
這種對於真實性的推崇，也出現在《赤地之戀》的序言：
《赤地之戀》所寫的是真人真事，但是小說究竟不是報導文
學，我除了把真正的人名與一部分地名隱去，而且需要把許
多小故事疊印在一起，再經過剪裁與組織。
(
張愛玲，
1991a: 3
)
「真實性」是後來這些「中國報告計畫」的書籍共同的宣稱，也是
美新處的宣稱。對美新處而言，他們不是從事「宣傳」，而是呈現
「真實」：讓真實來說話。這種真實性奠基在美新處對於共產中國
的情報蒐集，香港美新處所蒐集的這些共產中國的報導，除了提供
友聯出版社作為中國研究之外，還可以提供作家作為寫作的材料。
香港美新處處長恆安石在對華盛頓美國新聞總署的報告中提到：「我
們
(香港美新處)
有來自共產黨中國的資料
(
information
)，作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