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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重返亞洲對中日兩國戰略競爭的影響
(
2011-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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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國家組合都會出現安全困境的現象，若是他們之間不存在著
「相互威脅」關係，則安全困境的問題將不易出現
(陳亮智，
2009:
112
)。根據
Stephen Walt
(
1987: 5-6, 21-26
) 對國家間「相互威脅」
的觀察，其指標可以包括以下四個面向：集體的力量
(
aggregate
power
)、地理的接近
(
geographic proximity
)、攻擊性的力量
(
offen-
sive power
) 與侵略性的意圖
(
aggressive intentions
)。
雖然安全困境是國際關係中一個自然的現象，然而它的發生卻
是一個漫長且可能是曲折的過程
(
Tang, 2009: 595
)。以冷戰時期的
美蘇軍事對抗為例，其前後即進行了約
45
年
(
1945-1990
)；而當中
有一段時間屬於相對緩和的階段
(
1968-1977
)，其原因乃是美國在
越戰中失敗，國內強大的反戰聲音迫使其軍事預算在此期間急遽地
減少
(
Russett, Starr, & Kinsella, 2007: 231-233
)。另外，安全困境的
發生也不必然會造成國家落入軍備競賽的「漩渦」(
spiral
)
當中。以
中日關係為例，兩國之間的安全困境確實造成雙方的戰略競爭，但
卻未形成彼此的軍備競賽。此外，
Shiping Tang
(
2009: 597
)也認為，
安全困境可能會造成若干特定的結果，例如關係惡化、軍備競賽、
軍事衝突、戰爭，但並非所有的戰爭都是因為安全困境所造成。
安全困境固然可以從物質因素
(
material factors
)
來探討，但也
必須從心理因素
(
psychological factors
)
來觀察
(
Christensen, 1999:
50; Tang, 2009: 594
)。
Jervis
(
1976: 3-10, 54-57
) 即認為，一個國家
對其所處的國際環境，以及對其他國家的「認知」(
perception
)，會
深刻地影響到它的對外行為，以及與其他國家的互動。當一個國家
對所處的外在環境與所互動的國家感到安全時，其發生安全困境的
機率相對降低；反之，則發生安全困境的機率相對升高。
11
例如，
11
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一個國家對所處的外在環境，與另一個國家的認知與判斷，乃
是取決於對相關資訊
(
information
)
的蒐集、分析與解讀。但這又涉及資訊本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