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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監察與民主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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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隨著數位科技的發展，各國政府執行情報行動、通訊監
察或各種監控措施的方式，也因此產生改變。尤其是
911
事件發生
之後，不少國家以反恐為名規避法治基本要求，漠視國家安全政策
中也應該注意人權保障問題的需求，國家安全到底該不該是人民享
有自由的前提，也成為
911
事件後的辯論焦點之一
(
Davis, 2003
)。
在此一辯論中，通訊監察措施所衍生的人權侵害議題，如何在民主
社會應有的監督體制下降到最低程度，不僅是法學對話領域的重點
之一，也凸顯出法院在此一領域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究其實際，數位時代的「資訊隱私」(
informational privacy
)
問
題，至少具有兩個資訊特色，一是無論是公部門或者私部門，對於
個人資訊的蒐集，其數量幾無上限，一是一旦資訊公開揭露，那麼
其傳播速度之快將難以想像
(
Hoppin, 2012: 1957-1961
)。
大致上說來，歐洲人權法院不但對隱私權中的「資訊隱私」此
一權利面向做了相當程度的澄清，歐洲人權公約締約國絕大多數也
將其納入內國法制之中予以落實，甚至已經將個人隱私應受保護的
權利適用範圍，解釋成不僅限於國家義務而已，甚至，各國法院也
認為資訊隱私應該對私部門的企業甚或個人同樣可產生規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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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歐洲基於「資訊隱私」在自我決定自由和個人主體發展方
面的重要性，提供比較完整的資訊隱私保護
(
Lemmens, 2003:
383-384
)，和美國法制現狀頗有差異。有鑒於此，本文以下便以歐
洲人權法院的判決為核心，說明「資訊隱私」中有關「通訊監察」
此一重要議題的歐洲發展歷史與目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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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ley v. News Grp. Newspapers Ltd., [2008] EWHC 1777 [Q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