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研究季刊 第45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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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互助是公平審判的化外之地?

521

國,設若依照

A

B

兩國之實體法與程序法,該犯行皆是刑事犯罪且皆

有審判權;兩國依其司法互助,由

B

國偵查並引渡甲至

A

國接受審判,

惟偵查的

B

國及審判的

A

國,各依其程序法而皆未予甲質問不利證人

之機會。

其結果,儘管個別來看,

A

國或

B

國皆保障被告質問權,但經由

上開司法互助,實際個案卻是被告並未受到任何的質問權保障。由此

案例可知,即便是法治水準旗鼓相當,也就是國與國間沒有明顯垂直

差異的情形,還是可能因為各國權利保障階段與重心的水平差異,經

由司法互助而製造次等被告。

以上垂直及水平差異,僅是為了解釋問題所在的概略說法。其實,

司法互助可能製造次等被告的成因眾多,包含更為細緻的「名同實異」

的情形。例如,同樣是禁止不正訊問,關於詐欺、疲勞訊問、催眠、

測謊是否屬於不正訊問方法,各國法制就有南轅北轍的認知。甚至於,

刑求固然是不正訊問,但連使用水刑

(

waterboarding

)

是否屬於刑求

手段,都曾在國際上引起爭執。

6

再以告知義務為例,同樣是訊問被

告的告知義務,由於告知時點和內容的大相逕庭,不難想像合乎某國

法卻違反他國法的情形。

3

A

國及

B

國皆有訊問被告之告知義務規定,告知義務內容

雖大同小異,但

B

國依照米蘭達法則,告知義務時點乃拘捕後,亦即

僅限於受拘捕之被告始有適用;反之,

A

國則規定訊問被告前皆應踐

行告知義務,包含經傳喚或通知

(而自願) 到場的被告。

7

甲、乙兩人

涉嫌共同殺人,由乙在

B

國策劃,甲在

A

國實施,後甲於

A

國審判之

6

關於水刑作為營救式刑求的手段之討論,請參閱邱俊誠

(

2010

)

7

關於德國、美國兩種告知義務模式之比較,請參閱林鈺雄

(

2005: 130-132

)

。事實

上,連同為歐陸法的德國、法國,告知義務的立法與實務,都存在相當的歧異

(

Gless,

2010a;

中譯請參閱

Gless [2011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