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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研究
愛玲寫反共小說，為美國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助陣，提出質疑。例如
唐文標就認為張愛玲的名氣是來自於她「跑到香港，沾上美國」
(
1995: 70
)，再加上「在臺灣香港，也有大教授小文豪讚揚」而成
(
70
)。如果說唐文標從美國帝國主義、文以載道的立場批評張愛玲，
那麼，有些論者便是從文學與政治的觀點對張加以議論。例如柯靈
認為《秧歌》和《赤地之戀》「致命傷在於虛假，描寫的人、事、
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美」(陳子善，
2012a:
180
)。「張愛玲抵港後，寫了《秧歌》和《赤地之戀》這兩篇小說。
柯靈坦率的說：『這是兩篇壞作品，我很為張愛玲惋惜。她寫了這
樣兩篇虛假的作品，意味著與祖國決裂了』」(陳子善，
1996: 202
)。
很明顯的，柯靈認為這兩部作品是「壞作品」，乃在於其內容的虛
假以及與祖國的決裂，流露出從特定政治立場來對文本做出判斷。
又或是「這兩部小說並沒有突破『綠背文學』的限制，它們在張愛
玲的小說中應屬於敗筆」(趙稀方，
2006: 126
)，乃是從文學無法突
破政治的限制而做出評斷。
這兩部作品為什麼會產生如此兩極化的評價？本研究認為，讚
揚這兩部作品的人，仍試圖在這兩部作品中看到熟悉的張愛玲身
影，從美學、藝術標準將張愛玲經典化。批評這兩部作品的人，著
重在張愛玲與美國新聞處
(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簡稱
美新處)
的政治關係、合作關係，與政治的合謀或政治不正確，成
為張愛玲擺脫不掉的政治烙印。在這近乎兩極的評價中，本研究認
為後來學者試圖發展出第三種論述，即《秧歌》和《赤地之戀》是
張愛玲「為稻粱謀」的同情理解論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德威。
他認為，左派評者曾就張愛玲寫反共小說，為美帝及國民黨助陣，
大作文章。但就在她「反共」之前，張愛玲曾經「左傾」，寫了《十
八春》、《小艾》。再往前推，張愛玲又是上海淪陷時期漢奸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