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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研究
解化為雋永的警句和格言，令人讀來警醒而印象深刻！例如「人類
是奇異的動物；即使是最隱祕最真摯的感情裡，有時候也會夾雜著
一些勢利的成分」(
137
)，「他也像一切人一樣，面對著極大的恐怖
的時候，首先只想到自全」(
92
)。簡短的文字卻富含張愛玲式的清
醒和深刻，這樣的風格在《赤地之戀》中依舊存在。
此外，張愛玲在對人性的掌握上，還能賦予文本中的人物人性
的複雜度，使小說人物的個性塑造不致扁平化和樣板化，這和當時
非黑即白的一般反共小說迥然不同。高全之認為，張愛玲會在贏取
讀者同情的人物上添加人性的弱點，但又可能在令人厭惡的人物上
補充個性的優點
(高全之，
1998: 138
)。比如說《秧歌》中的王霖、
費同志，即使身為共產黨員有其為黨而頤指氣使的那一面，但在面
對老百姓時，都還是顯得十分友善，對待自己的職務也是認真負
責。《赤地之戀》中的黃絹楚楚可憐，為愛捨身，可是即便如此，
她在個性上卻有妒忌的缺點。張愛玲小說的人物，大多是她自己所
說的「不徹底的人物」，她說：
極端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麼沉重，不容
那麼容易就大徹大悟。這些年來，人類到底也這麼生活了下
來，可見瘋狂是瘋狂，還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說裡，除
了《金鎖記》裡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他們不是
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因為他們雖然不徹
底，但究竟是認真的。他們沒有悲壯，只有蒼涼。悲壯是一
種完成，而蒼涼則是一種啟示。
(
2001: 19
)
也就是說，張愛玲筆下的「不徹底人物」，表現在他們性格的多樣
性，有善有惡，或許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國民黨文藝體制下，張
愛玲的反共小說顯得不夠「純粹」，因為她的人物不是非黑即白或
非善即惡。但某個程度來說，這些不徹底的人物較接近現實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