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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研究

解化為雋永的警句和格言,令人讀來警醒而印象深刻!例如「人類

是奇異的動物;即使是最隱祕最真摯的感情裡,有時候也會夾雜著

一些勢利的成分」(

137

),「他也像一切人一樣,面對著極大的恐怖

的時候,首先只想到自全」(

92

)。簡短的文字卻富含張愛玲式的清

醒和深刻,這樣的風格在《赤地之戀》中依舊存在。

此外,張愛玲在對人性的掌握上,還能賦予文本中的人物人性

的複雜度,使小說人物的個性塑造不致扁平化和樣板化,這和當時

非黑即白的一般反共小說迥然不同。高全之認為,張愛玲會在贏取

讀者同情的人物上添加人性的弱點,但又可能在令人厭惡的人物上

補充個性的優點

(高全之,

1998: 138

)。比如說《秧歌》中的王霖、

費同志,即使身為共產黨員有其為黨而頤指氣使的那一面,但在面

對老百姓時,都還是顯得十分友善,對待自己的職務也是認真負

責。《赤地之戀》中的黃絹楚楚可憐,為愛捨身,可是即便如此,

她在個性上卻有妒忌的缺點。張愛玲小說的人物,大多是她自己所

說的「不徹底的人物」,她說:

極端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麼沉重,不容

那麼容易就大徹大悟。這些年來,人類到底也這麼生活了下

來,可見瘋狂是瘋狂,還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說裡,除

了《金鎖記》裡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他們不是

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因為他們雖然不徹

底,但究竟是認真的。他們沒有悲壯,只有蒼涼。悲壯是一

種完成,而蒼涼則是一種啟示。

(

2001: 19

)

也就是說,張愛玲筆下的「不徹底人物」,表現在他們性格的多樣

性,有善有惡,或許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國民黨文藝體制下,張

愛玲的反共小說顯得不夠「純粹」,因為她的人物不是非黑即白或

非善即惡。但某個程度來說,這些不徹底的人物較接近現實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