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 / 152
128
歐美研究
那笑容使人看著不由得覺得震動，有一種悽厲之感」(
95-96
)。再對
比張愛玲描寫共產黨員時，「臉上出現典型的共產黨員的明快的笑
容，露出整排的潔白的牙齒」(
106
)。這一對比，透過牙齒這一象徵
物，把共產制度、土改對於人的傷害，完全地顯現出來。然而，制
度不僅是對於身體的戕害，其實還包括對於人性、人的心靈的灼
傷。比如說：在這個制度底下，人即使在私密的通信，也無法吐露
心聲，總要以「愉快積極而空洞」(
117
)
的姿態來面對。又比如在
鬥爭下，人與人之間互相監視，彷彿人人心中有個小警總，要提防
自己犯錯或別人告密而不敢亂說話。戈珊最後是「現在她什麼都完
了，她不但有病
(肺病)，心理上的病態也很嚴重，所以她把男女關
係看得那樣隨便」(
152
)。
張愛玲的書寫很能掌握深層的人性，她的小說也很能塑造時代
氛圍，她更為重要之處，在於她不僅寫出了共產統治下的生活，而
且寫出了制度對於人心和人性的斲傷，而這種能力是作為意識型態
宣傳機構的美新處所需要的。當然，美新處的宣傳有揭露共產中國
的圖片或影像，而具體可見的殺戮或創傷或許可以透過視覺呈現，
然而透過文字的描繪，小說可以呈現一個時代的小人物身處其中的
創傷和恐懼，這種通過張愛玲的心靈，以她擅長的手法加以組織，
讓制度對於個人身體和心靈殘害的描寫更加深刻。或許我們可能會
忘記書中人物的名字或劇情，但是讀者可能會對「掛在樹樁上被扯
爛的腸子」(張愛玲，
1991a: 90
)
印象深刻，這便是透過文藝和文
學宣傳所能夠營造恐懼效果的極致表現了。
伍、結語
本文透過美國國家檔案局的檔案，試圖釐清《秧歌》和《赤地
之戀》兩本書在文學史論述上的疑義。將焦點放在這兩本書與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