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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監察與民主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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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我國通訊監察相關事務，雖然歷經演變，並且已經受到正式立
法的規範，但是，無論是立法前後，都不乏質疑之聲
(朱敏信，
2003
)，即使是通訊監察之授權正式立法之後，其法律規定內容及
其執行，近年仍因為監聽引發的政治風波而備受爭議、眾說紛紜
(李
榮耕，
2014: 148-175
；林鈺雄，
2013: 25-39
；陳妍婷，
2014
；許
家源，
2014: 95-113
；張麗卿，
2014: 25-45
)。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
對於臺灣的通訊監察法律實務而言，雖然比較遙遠，然而從比較法
制的觀點來看，歐洲人權法院在通訊監察或通訊隱私領域中關於如
何有效監督通訊監察作為，以保障個人基本權利的判決發展方向，
或許值得我們在討論臺灣法制的興革方向時特別注意，並且可以引
為如何填補我國法制現行缺漏的參考。
根據本文以上分析，歐洲人權法院在通訊監察或通訊隱私領域
中的判決，對於合法性要件的要求，有兩個方向的發展值得特別注
意。首先，法院事實上要求各國必須符合歐洲人權公約所設下的最
低限度要求，而在最低限度的要求下，法院判決也發展出法治原則
此一要件，也就是認為國家立法的目的，應該在於避免歐洲人權公
約所保障之隱私權利遭到恣意干預侵害。就此而言，法院也進一步
明確指出，關於秘密通訊監察或監控措施的授權規定，應該規定裁
量範圍及其行使方式。
其次，第二個發展方向，則是著重於從適用對象的角度來擴張
歐洲人權公約第
8
條的保障範圍。換言之，從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
來看，其實已經將適用於保護個人通訊隱私的原則，擴張到無特定
個別對象的一般性通訊監察也應適用的地步。
Liberty and Others
案
可以說是確認了這項見解的判決。在該判決中，歐洲人權法院認為
英國政府系爭一般性監控計畫，也應該適用對個別對象採行通訊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