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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監察與民主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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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規範頗為模糊，因此，不難想像此一類型的問題終將成為潛
在爭議。在此一理解下，歐洲人權法院上述關於無特定個別對象的
一般性通訊監察的立場及其判決發展方向，或許可以當作我國實務
未來處理後設資料與大型監控計畫爭議時可以仰賴的重要比較法
判決前例。
然而，即使是在上述兩個發展趨勢下，更值得注意的是，雖然
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同時在「要件」和「範圍」兩個發展方向上，
落實且擴張了歐洲人權公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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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保障個人通訊隱私免於干預的要
求，甚至也對目前各國方興未艾的一般性監控措施表達了基本立
場。不過，由於「國安通訊監察程序」與「刑事偵查程序」兩者之
間的界線，在常態性大型監控計畫的盛行下，極可能出現模糊化的
傾向，加上各種資料庫的建立和運用逐漸成為同時出現在公部門與
私部門的常態，以及一般個人的通訊活動隨時隨地均可留下數位足
跡，在數位資訊取得易如反掌的情況下，到底在何種條件下，才算
啟動國安通訊監察程序，以及才算啟動刑事偵查程序，即不免產生
爭議，再加上在數位時代裡，上述程序可能對任何人均可隨時實質
上秘密發動，但卻絲毫未受注意，這對於維持、發展民主與多元社
會所必需的隱私權保護來說，可以說是充滿危機的發展趨勢，因
此，也就需要更多的法院判決和法學辯論，方能釐清通訊監察和民
主監督之間的關係。
只要允許國家以全面性或大規模監控模式從事治理，等於是政
府掌握了至高無上的權力，可以去強迫人民的網路或通訊活動必須
在國家能夠使用與控制的科技和資料範圍內受到監控，如此一來，
便很容易會造成一種治理上的道德危機：蒐集、分析和儲藏資料變
得太過於容易，並且往往超越了預定執法目標所需，自然就會對人
民的各種基本自由權利造成極大威脅。而且，幾乎無限量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