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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研究

等於執法者創建了一個吸引力驚人的蜜罐,實際上就是一個引誘政

府無限制使用人民資料的陷阱。政府一旦取得資料,以目前的科技

而言,只要願意花費經費,無論是在完整儲存或徹底檢索資料方

面,都是不難達成的目標,而且只要防護措施完善,這些資料理論

上都不至於遭到刪除或破壞,於是,上述誘惑也就永遠不會消失。

若再加上組織面和程序面的規範鬆散,那麼這些資料幾乎都是隨時

可用的資料,可以任由執法者自由處理。因此,重新思考在資訊時

代究竟應該建立怎樣的管制架構,才能無損於我們應享有的基本自

由,是思考通訊監控措施時難以迴避的重要議題。換言之,究竟如

何因應目前通訊監察執法技術的發展,要求國家必須提供與時俱進

的規範架構,區分不同類型的資料蒐集行為和不同類型的儲存式資

料庫,以及其對人民基本自由權利的威脅程度,決定通訊隱私的未

來,其實可以說是舉世所有司法者的任務,歐洲人權法院應該也非

例外。

政府監控對於個人自由具有潛在威脅,幾乎是無人反對的主

張,然而即使如此,國家往往會以維護民主生活之名

(

Heymann,

2003: 87-113

),以對抗間諜或者恐怖活動為理由,採行通訊監察或

監控措施,以一般人難以察覺的幽微方式,侵害個人的隱私權利

(

Richards,

2013:

1934-1935

)。傳統觀點下強調免於干預的消極自

由,雖然是指個人不受干預或侵害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若是

將自由理解為「反權力」(

anti-power

)

的憑藉,也就是免於權力者

支配的依據,那麼,在民主憲政體制下,則必須強調對於權力應該

施以適當節制,保護個人不在非自願的情況下成為他人手段或支配

對象。因此,在民主憲政體制下,如果能夠強調政府的通訊監察或

監控措施必須合乎一定法定程序要件,以及達成一定的透明化目

標,也就是強化政府和人民之間的「相互監控」,增加人民對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