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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研究
導致軍事危機或戰爭，進而把美國捲入的時候，它就會對任何做出
挑戰與刺激的一方予以壓制，不論是中國或日本，如此以緩和兩國
之間的緊張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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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華盛頓重返亞洲之後，北京與東京之間的安全困境問
題卻隨著中國總體國力的日漸增強，以及美日同盟關係的益趨強化
而惡化，雙方的戰略競爭也更為嚴重
(參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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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的邏輯解釋
如下：首先，為了回應國力迅速攀升的中國，以及解放軍頻繁地進
出東亞海域與穿越第一島鏈
(第一重壓制力量被突破，並形成日本
的夢魘)，美國開始推動重返亞洲與再平衡策略以制衡中國的武力
擴張，尤其是加強它與日本的軍事同盟關係。然而，當華盛頓與東
京加強軍事合作時，包括：美日聯合軍事演習，協助日本提升武器
性能，承認日本對釣魚臺列嶼／尖閣諸島的管轄權，強調該群島受
到美日安保條約的保護，支持日本集體自衛權的解禁，以及支持日
本新安保法案的通過等等，這些作為都帶給中國許多的不確定性與
不安全感
(第二重壓制力量被突破，並造成中國的恐懼)。於是北京
必須更加發展其力量以突破美日兩國對它的牽制，包括：發展航母
與潛艇，經常性地在東海、臺海與南海進行海空巡弋、舉行軍事演
習、劃設航空識別區，以及在南海進行填島造陸並軍事化等等，如
此以對美日兩國形成反制的作用。對此，華盛頓與東京必須採取更
進一步的反制措施，於是雙方則回到典型的安全困境邏輯當中。本
文認為，安全困境的邏輯之所以在中日戰略競爭當中被重新啟動，
關鍵因素有二：第一、中國快速地進行軍事現代化與軍備擴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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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B. Pyle
(
2007: 336
)
即指出，柯林頓政府就明顯地對北京友善，而對東京
冷落；小布希政府則是對北京有所敵意，而與東京親近。
Mastanduno
(
2002: 197
)
亦持此一「平衡」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