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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研究
的目標是從考慮我們所已知者去發現我們所未知者；因此，如果一
個推論從真前提中給出真結論，而沒有其他情況
(「其他情況」是
指「從真前提中給出假結論」的情況)，則這個推論是有效的推論；
推論的有效性是事實問題，而不是我們如何去看待與設想它的問題，
無關乎「當我們接受前提時，我們是否感受到推動我們去接受結論
的衝力
(
impulse
)」。裴爾士同意我們天生擁有大致地做出正確推論
的能力，但是他認為這是個偶然，因為推論的有效性不是由人的天
性所決定的，而是事實問題。人的確擁有關於推論的心靈習慣
(
habit
of mind
)，這些習慣決定了我們從所給定的前提會做出什麼推論；這
些習慣的好壞則是由「這些習慣所決定之推論的客觀有效性」來決
定
(
Peirce, 1992: 111-112
)。
由此可見，裴爾士提出的邏輯情操不會是作為推論之客觀有效
性的基礎，邏輯情操的作用得在他處尋找。但是他同意，人在進行
推論時，的確有心靈習慣在決定人會採取與做出什麼推論；初步來
看，邏輯情操的作用可能相近於心靈習慣的作用，兩者都是人在進
行推論活動時的依憑，而不是用以決定推論的客觀有效性。這裡有
兩個層次需要區分開來，第一個層次是對於推論的研究
(屬於此層
次的問題有「某推論是否是客觀有效的？」)，第二個層次是對於人
的推論活動的研究；我們將會看見，依據筆者的詮釋，裴爾士難題
是位於第二個層次的議題；裴爾士難題所問的是：「即使機率具有
客觀有效性，但是人們為何會依據機率來進行推論呢？」。在筆者
看來，裴爾士設計這個難題的目的是要藉此手段揭露那掩蓋在日常
實踐活動與思維模式背後的緣由與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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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區分出這兩個層次，但是這並不表示這兩個層次是完全無關的。至少當我
們在研究人的推論活動時，在第一層次之對於推論的研究中所得到的成果是會有助
益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依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