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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研究
版的〈國際武器輸出與輸入趨勢〉報告便指出，有關中國的武力擴
張是可以被中國快速的軍事科技發展所解釋的
(
SIPRI, 2014: 3
)。而
迅速的軍事科技發展、快速且大量的武器輸出與軍事擴張三者又是
環環相扣。相較於中國，日本因為礙於
1967
年以來「武器出口三
原則」的自我限制，東京在此方面的表現是遠不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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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此一情況則在第二次的安倍晉三政府
(
2012
年
9
月迄今)
出現了改
變。
2014
年
4
月
1
日，日本內閣通過「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即
禁止出口原則、允許出口原則，以及轉移第三國原則，同意在有條
件情形下，讓日本所生產的武器開始輸出到國外
(郭育仁，
2014a
)。
不久之後，日本重要的軍事工業集團
(例如：三菱重工)
即開始與
美國、英國、澳洲與法國等國家接觸，計畫進行軍事科技方面的輸
出、轉移與合作。當然，此舉則引來中國極度的不悅——中國外交
部數度對日本在武器輸出上的鬆綁表達嚴重的擔憂，並表示日本的
作法將嚴重地衝擊到東亞的區域安全環境
(
Pollmann, 2015
)。準此，
若是我們把中日兩國近年來的關係連結到雙方的歷史遺緒與互不
信任時，則兩國發生戰略競爭是屬合理，同時也符合安全困境理論
的邏輯。
三、新問題之二：釣魚臺列嶼主權爭議
中日兩國除了在武器系統升級上競爭外，雙方在釣魚臺列嶼主
權爭議上亦存有嚴重的歧見；而此爭議看似是新問題，實則是一個
舊問題。如果歷史遺緒問題是禁錮著中日關係的一個死結，那麼釣
魚臺列嶼主權爭議問題則是另一個侷限中日關係發展的枷鎖。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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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本所生產的武器
(
1
)
不銷往共產國家；
(
2
)
不銷往聯合國決議武器禁運的國家；
以及
(
3
)
不銷往爭端當事國以及可能的爭端國家等三原則，但後來演變為全面禁
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