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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研究
與東京走向可能發生軍事衝突的一端。華盛頓對北京與東京的戰略
競爭影響，已從原先的「緩和作用」轉換成為「激化作用」。
就現今的情況來說，柯慶生於
1999
年所發表有關美日同盟與
美日安保條約的「雙重壓制力量」論點，以及該同盟與條約之緩和
中日安全困境的作用恐怕已不適用。但這並不是柯慶生教授的觀點
錯誤，而是因為時空環境出現了重大的變遷——北京在經濟與軍事
上的實質崛起。在
1990
年代，當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仍未真正
強大的時候，華盛頓在政策實務上或可以採取柯慶生所謂的「雙重
壓制力量」以避免東京與北京陷入安全困境的邏輯而從事激烈的戰
略競爭，進而危及東亞區域的安全與穩定。但是，在
2010
年代
(約
莫在
18-20
年之後)，當中國已真正地成為政治、經濟與軍事強權，
並且對華盛頓與東京造成安全威脅的時候，東京與北京之間的安全
困境問題已悄悄地被打開來，美國在政策實務上則必須尋求更加強
化與日本的軍事同盟關係，以共同對抗來自於中國的安全挑戰。同
時間，日本則順勢推動其軍事安全政策的調整，朝向更為積極與主
動的防衛態勢發展，而這背後當然有美國的歡迎與支持。準此，本
文認為，依照安全困境理論的邏輯，中日兩國的戰略競爭只會更趨
激烈，而非緩和。
對於以上的發展，北京與東京之間的戰略競爭可有緩和機會？
一樣沿著安全困境的理論，則華盛頓必須在北京與東京之間做出
「平衡」(
balancing
)
的動作以緩和雙方加大、加速對對方的反制。
但這似乎並不容易，因為中國國力的崛起，美國必須用更大的力量
以制衡中國的挑戰。同時，對因應中國崛起而尋求軍事更為積極主
動的日本而言，美國恐怕也不容易說服日本放棄它的主張與訴求。
何況，美國更需要日本的參與，而日本則更需要美國的支持——他
們有共同的利益，也面對共同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