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6 歐美研究 上學) 必然為假，T 不可能是經由語意蘊涵或語意預設的方式傳達 出X、Y、Z。以此觀之，藉由語用的途徑來說明T和X、Y、Z之 間的關係，對邦斯來說是較為合理的做法。 如果要以語用的方式解釋傳達，Grice (1989) 對暗示 (implicature) 的分析是相當常見且極有影響力，故而值得特別考量的重要 理論。27 接下來我們會討論邦斯若是採用Grice 的理論可能面臨的 問題。我們的核心論點是，倘若T是透過暗示傳達出X、Y、Z，那 麼一旦這些暗示可以被取消，邦斯便沒有好的理由堅持說話者不能 宣稱T。28 在當前語言哲學以及語義學的討論中，暗示能否被取消是一個 複雜的議題。暗示有時確實能因為說話者清楚地明示或情境的改變 而被取消；然而有的時候，說話者的表態並不能消除語言社群中已 經約定俗成的暗示。以歧視性的詞彙如「山地人」為例，就算說話 者在使用這個語詞的同時，宣稱自己沒有歧視的意圖，根據現今的 語言使用脈絡跟規範，這個語詞的使用實際上就是會傳達出歧視的 27 我們在正文中的論證，並不預設Grice 的分析完全沒有問題。然而，葛來思式的暗示 (Gricean implicature) 對當代分析哲學的討論非常重要，譬如：Jackson (1991) 和 Lewis (1991) 對於如何分析條件句 (conditionals) 的爭議便與之相關；近年來許多關 於貶義詞 (perjoratives) 跟謗語 (slurs) 的討論，也借重於對葛來思式的暗示的分析 和應用 (如：Hom [2010] 和Whiting [2013])。此外，Saul (2017) 對通稱句的論證 也對implicature 多所著墨。同時，也有許多學者提出對Grice 理論的批評或修正， 如Davis (1998) 以及Potts (2004) 等等。關於Grice 對暗示之分析以及其他學者的 解讀或批評，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 implicature/index.html#ref-8。另外，在中文文獻中，王文方與王一奇 (2008) 將Gricean implicature 翻譯為「葛來思式的意味」。 28 此外，註釋31 跟32，分別簡單討論Sperber 與Wilson 的相關性理論 (relevance theory) 與Stalanker 的語用預設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說明為何根據這兩種 分析，T不見得會傳達X、Y、Z。
RkJQdWJsaXNoZXIy ODg3M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