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研究第五十三卷第二期

298 歐美研究 而非真正使對象得以可能的背景;在他的理論中無法說出一個未被 規定、主體沉浸其中的背景,一個整體性的氛圍 (holistic atmosphere) (4)。以下我想回應第一部分的批評:日常經驗 (世界背景) 僅是由主體心靈狀態所構成。 對胡塞爾來說,世界並非只是主體意識的心靈狀態。如上面曾 提及的,環境因素會決定認知的內容,知覺的內容會透過意識經驗 受地理、文化環境、交互社群形塑。胡塞爾在《經驗與判斷》討論 到,文化客體的觀念 (Idealität/ideality) ,是和環境領域 (Territorien/territory) 相連繫 (gebunden) 在一起的,是和環境「相 連繫著的觀念」(gebundene Idealitäten) (Husserl, 1972: 321)。 傑佛斯引述心理學家吉布森 (James Gibson) 所提出的「環境 示能」(affordance) 的概念,去說明知覺中的給予是非概念性的,並 且環境提供「有意義內容的」(meaningful) 的指示,會「要求」我 (Dreyfus, 2005: 55)。像是「食物會要求進食、門會要求進出、地板 會要求走路」(56)。主體對這些環境要求的回應,並不需要主動地 特意察覺,或用注意力去回覆。 如此來自對象的要求,胡塞爾也有類似說法。他認為,當我在 懷疑,眼前的人像是真人,還是玩偶時,對象如其自身所是的顯像, 則是一種對我要求的關係。在懷疑中,兩種知覺都是有可能的,都 有提供足夠的證據,去「促使」我、「要求」(fordert) 我,去做出 相應證據合理的知覺把握 (Husserl, 1966: 34)。胡塞爾說,選擇「要 求」這樣的表達不是沒有原因的,「這個表達指出,我們知覺的把 握中,都存在有傾向,如此的傾向是在相互網絡中被促發;並且, 在此動機促發中,傾向擁有它的『力量』」(34, n. 1) (粗體為筆者的 強調)。當最後,是人偶的證據比是人的還鮮明時,前者力量勝過後 者,前者會要求我去「跟隨」這個證據:「『甚麼在那』,這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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