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研究第五十三卷第二期

256 歐美研究 黨的網路安全政策立場的修正,除反映出國家行為體 (state actor) 較宜被視為具社會性的能動者 (social agent) 的論點,亦代表其有能 力接受與改變國際環境,反映出能動者與國際結構相互共構 (constitute) 的現象 (Wendt, 1999)。換言之,本理論觀點對執政者的啟 示在於,當國家面臨國際結構限制時不一定只能「向命運低頭」,而 執政者仍有可能「創機造勢」,本文的案例觀察為國際關係學者有關 單元與結構互動的學術對話提供一有關科技領域的分析討論。 其次就政策啟示而言,中美間的網路科技競爭雖起於川普的「去 中國化」策略與在市場與技術禁令限制運用,但這也使中國政府體認 到網路科技自主之重要性,並企圖發展「去美國化」供應鏈反制。雖 然中美間的數據爭霸在川普時期未有明確勝負定論,不過就本案例 分析而言,本文所希望強調的是,數據領域的政治就跟舊政治形式一 般,是在各國家行為者內部環境制約下,受國家決策菁英的認知與意 識所左右,並不會因為數據技術的進步而有所全然不同。也因此我國 未來仍需持續觀察中美領導人在國內環境壓力下的認知變化,先行掌 握可能之發展走向,趨吉避凶,方能為我國找到安身立命的最佳策略。 最後對世界各國而言,過去二十世紀的政治重心可能在於軍事 領域鬥爭,但近年中美對於貿易與科技領域的競爭顯示,二十一世紀 的「新冷戰」已與二十世紀「舊冷戰」的高階政治本質有所不同。由 於網路科技的標準決定任何一方於ICT 技術與消費市場的地位,故 川普之後的拜登總統似乎在全球基礎設施問題上,仍持續運用外交 實力的槓桿,以驅動網路世界基礎的整體變革,也因此未來在數據權 力的博弈競爭分析,必須持續納入對於中國與美國後繼領導人對國 家目標及戰略企圖的瞭解,以及掌握傳統地緣政治發展,並瞭解這些 因素如何能形塑抑或重塑影響科技發展的政治抉擇。尤當近期國際 政治決策者似乎已視擁有的ICT 能力為國家資源時,這樣的技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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