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研究第五十三卷第二期

網路科技競爭 229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中便坦承:「國際關係理論可以描述國家行 動可能結果的範圍及給定系統內各因素的相互作用……但它不能 告訴我們國際系統內各行為體將如何有效地回應這些結構性壓力 和可能性的選擇」(1979: 71)。換言之,解釋一國的外交政策抉擇, 將不能僅仰賴著重結構「行為者無差別」(actor-general) 的理論框 架,亦須基於「行為者有差異」(actor-specific) 的分析視角。畢竟, 無論國際環境客觀的結構如何發展,最終仍必須透過所涉政府外交 決策者的主觀局勢感知與判斷 (Jervis, 1976)。換言之,無論中美間 權力結構如何變化,一改中國「韜光養晦」對外政策而轉為「奮發 有為」的戰略基調,是當時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而不是胡錦濤 (閻 學通,2014);而最終使美國對中國採取強勢網路安全政策乃是當時 美國川普政府的決定,而不是過去慣常被評為採取多邊主義且未能 對中強勢回應的歐巴馬總統 (Rose, 2017)。不過,這樣的觀察亦不 代表任何的外交政策分析將全由政府領導人主導,而國際結構因素 在美國網路安全決策過程中絲毫不具影響,畢竟正如馬克思指出: 「人類創造歷史,但無法隨意把歷史創造成自己喜歡的模樣……卻需 囿於已存在的現況做決定」(Marx, 2008: 15)。因此,正如同歐巴馬在 其自傳《應許之地》(A Promised Land) 中,辯解其執政期間之所以未 能對中強勢應對,乃考量中國當時之於世界經濟發展之重要性 (Obama, 2020: 475-476);這即說明在外交政策分析時,國際結構因 素不應是一種常數 (constant),而須被視為是一種變數 (variable)。 換言之,本文的外交政策分析需解釋「特定」時期外交決策者, 如何在「特定」的國際環境中做出對外行為。正如同華茲在《人, 國家與戰爭》(Man, the State, and War) 中層次分析 (level of analysis) 所關切的不同意象 (images) (Waltz, 1959);畢竟身處相同 外部結構且具類似國力的國家,由於國家內部環境不同,所採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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