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美國訴訟外醫療紛爭處理之歷史發展經驗 695 決。但隨著實證研究的積累,研究者逐漸發現雖然經濟因素確實扮演 重要的角色,但非經濟因素常常也對病方是否採取法律行動存在實質 的影響 (Hickson et al., 1992; May & Stengel, 1990; Meyers, 1987)。 例如:Gerald Hickson 團隊1992 年之經典研究,便直接挑戰了 一般認為病家採取法律行動主要是為了經濟目的 (爭取金錢賠償) 的 傳統假設,發現除了金錢需求外,感覺醫生有所隱瞞、認為孩子沒有 未來、覺得需要更多資訊,以及尋求報復或避免他人遭遇類似傷害等, 也都是影響病方決定的常見因素,重要性甚至高過金錢需求。69 Hickson 團隊也發現受訪者高比例對醫療過程中的醫病溝通感到不滿 (Hickson et al., 1992: 1361-1362),70 此一發現並獲得後續其他研究 的支持 (Vincent et al., 1994)。71 甚至實證研究也發現,就連病方對 訴訟成本與預期回報等經濟因素的理解,也並非一開始就確定且持續 不變,而往往是在事件發生後的處置與溝通過程中慢慢形成 (Sloan & Hsieh, 1995: 428),凸顯出溝通品質對紛爭解決之重要性。 上述實證發現均指向一個共同的結論,亦即影響醫療糾紛處理 的變因,同時包含經濟與非經濟性需求的滿足。也因此,以經濟因 素為主要對象的若許模式能夠達成一定的成功,就不是令人意外的 發展。但同一時間,我們也不應該因為若許模式的表現,就輕易排 除以下的可能性,亦即:萊辛頓分院與密西根大學模式令人欣羨的 69 Hickson 團隊的研究方式,是訪談1986 至1989 年間佛羅里達州曾經歷新生兒死 亡或永久性傷害,且已完成爭訟程序的母親。 70 Hickson 團隊發現有32% 受訪病家相信醫師不願對話或回答問題、13% 相信醫 師不願聆聽、48% 相信自己被醫師誤導、70% 相信整個懷孕生產過程沒有人告知 他們小孩有面臨終身性醫療狀況或死亡的可能性。病家對醫病溝通的不滿背後可 能有許多原因 (例如白色謊言、害怕被告,或病家的情緒反應導致無法接受說明), 而醫病之間對於溝通內容具體應該包含哪些資訊,其實也往往存在不同想像。 71 我國類似研究,參見黃鈺 、楊秀儀 (2015)。 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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