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研究第五十二卷第四期

576 歐美研究 的媒介。Harold Lasswell (1927) 亦指出宣傳就是利用「符號」來控 制被宣傳者的意念。Edward Bernays (1928) 也針對不同宣傳技術及 其功能進行分析,各種宣傳工具的相對價值、工具和群眾的關係都 在不斷地變化。渡邊靖 (2008/2016) 分析美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 來,在公共信息委員會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PI) 的 運作下,製作美國理想主義和戰爭大義的宣傳冊;此外,公共信息 委員會召集演講志願者,被稱為「四分鐘演說員」,在國內外進行 超過100萬場次的演說。本文進一步思考,宣傳媒介之間的差異性, 尤其是本文所討論的書籍,相對於報紙、雜誌作為媒介所展示出來 的階級性。 基本上,亞洲基金會在泰國的文化宣傳延續宣傳的互動觀點, 主要以「破除中共壟斷,提供非共訊息」作為主要的跨國實踐策略 (“Mr. Yuan’s Chiao Yu Company,” 1957)。這可視為亞洲基金會在美 國官方扮演宣傳監護者的角色下,亞洲基金會自身發展跨國非共的 做法。同時,我們在臺港新馬都可以看到亞洲基金會類似的做法, 可視為亞洲基金會在宣傳上的主要基調。易言之,有別於美國官方、 美國新聞處明確的反共主義,亞洲基金會在宣傳上採取柔性和隱蔽 的方式,走的是「非共」的路線,試圖在共產主義單一觀點和價值 外,提供多元觀點供接受宣傳者「評斷」。本文考察冷戰時期的泰 國在各方權力互動下的宣傳圖譜,亦是美方在中南半島的文化宣傳 部署:首先,曼谷作為美方在中南半島的文化宣傳中心,分別掌控 寮國、越南、柬埔寨和緬甸等國。在泰國國內,美方主要和泰國政 府同盟,協助其皇室維持對內的權力和正當性。其次,美國亞洲基 金會在東南亞的文化宣傳三大基點:舊金山、香港和曼谷,分別配 合這三地的美國新聞處而運作。最後,亞洲基金會與泰國佛教組織 合作,傳遞非共觀點和各項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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