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時期跨國非共策略與美國文化宣傳 575 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並進一步分析不同國家的官僚體制 和市場之間各種權力運作形式。 本文進一步將「鑲嵌自主性」概念,延伸到國家、非政府組織 與宣傳關係,不可否認,宣傳的目的即是爭奪輿論的「市場」,同 時,有別於過去文化冷戰研究著重美國總統的外交政策 (Arndt, 2006)、個別權力菁英的研究 (Divine, 1981; Osgood, 2006),往往容 易得到「由上而下」主導宣傳的結論。從Mann到Evans 論述得到 的啟發,更強調的是國家如何與「社會組織」發生聯繫,以及彼此 產生聯繫的方式。Evans 提四種國家社會組織鑲嵌的不同形式,也 存在於國家、非政府組織與宣傳關係中。一方面,美國官方與亞洲 基金會之間,存在類似「監護者」的角色,國家制訂其外交、反共 宣傳政策,亞洲基金會在此結構中與國家各單位互動、衝突與協商; 另一方面,亞洲基金會對泰國在地出版社與佛教組織的文化宣傳, 扮演「助產者」和「培育者」的角色。Evans (1995: 78-81) 提到, 跨國資本成為在地政府資金的一部份,當在地政府無法發展某項新 產業 (例如泰國出版業),跨國資金和跨國知識分子便扮演關鍵角 色。因此,本文必須置放在美國文化宣傳官僚體制 (中央情報局、 美國新聞總署、美國新聞處)、民間單位 (美商公司富蘭克林出版公 司)、非政府組織 (亞洲基金會) 和在地宗教組織 (基督宗教、佛教 系統),進一步深化其間的權力關係。 2. 媒介使用的特殊性 從使用媒介探討互動關係,宣傳的目的是透過各項媒介,操控 或影響他人對於某一定見的看法。社會學家 George Herbert Mead (1952) 認為心靈、自我和社會是不可分離的結構,而是人際互動的 過程,以「符號」作為先決條件。因此,舉凡政治宣傳、廣播、圖 像、標語、音樂、文學、藝術、戲劇等,都可以成為中介權力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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