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 歐美研究 問題為討論，其中法院對問題二與問題三的回答體現了精神障礙抗 辯的具體要素。上訴法院提出的問題二為：「當一個人因精神錯亂而 為犯罪行為，且被指以殺人罪 (舉例) 為起訴時，法院應向陪審團 提出哪些適當的問題，以及是否將精神障礙作為抗辯理由之一」 (Andoh, 1993: 94)？問題三則為：「法院應如何對陪審團描述上述的 問題及其犯罪行為發生時的心理狀態」(Andoh, 1993: 94)。而英國 上訴法院對這兩個問題，建立開天闢地且影響至今的重要標準 (Shea, 2001: 352)，該回應為： 所有情況下，陪審員都應被告知每個人都被推定具有理智， 並有足夠的理性對自己的罪行負責，除非被告舉證推翻該推 定；而以精神障礙作為抗辯理由時，被告需要清楚地證明他 在實施該行為時，因精神疾病而欠缺理性，以至於被告不知 道他所從事行為的行為本身及行為特質，或者被告知道自己 在做什麼，但不知道自己做錯什麼。32 值得注意之處為本判斷標準中的「錯誤」，並非被告對法律上違法與 否的認知，而係對該行為的道德上錯誤。33 因此，在M’Naghten案 所建立的精神障礙抗辯標準下，被告將有兩個途徑可主張此抗辯。 (一) 被告必須因患有精神疾病，而該精神疾病使被告不知道其行為 的性質和質量；(二) 或是被告對其行為的本質能具有認知，但因精 神疾病而使他不知道該行為是錯誤的 (Andoh, 1993: 94; Snouffer, 1970: 41)。 32 Id. at 722-723. 33 People v. Schmidt, 216 N.Y. 324, 332 (N.Y.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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