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 歐美研究 依照這樣的脈絡來看，民主社會中既有的治理手段也許能治 標、也必須儘量嘗試著用以治標，但卻無法治本；因問題癥結並非 學理主張或實務作法的缺乏，而是失衡的權力關係結構。29 就如同 Kate Crawford所主張，民間倡議者監督下的立法是非做不可的補救 措施，然而 AI 為人類社會帶來的最急迫的挑戰已經不是倫理的問 題了，而是權力；社會亟需聚焦誰得益？誰受害？有權者是否因為 AI 得到更多權力？就她的觀察而言，AI 正進一步賦權最有權力的 少數人，包括企業財團、軍隊、警察 (Corbyn, 2021)。問題既然不 再只是 AI 本身而是關乎財富權力分配的整體政治經濟結構，那麼 眼前的難題便成了：倘若「民主」與「法治」兩者之間關係緊密， 究竟如何能有效挽救民主？本文依然視「法治」為民主的基石，但 的確擔心當民主被財富嚴重污染 (即「民主」當中存在許多「假民 主」成分)，30 法治越來越易被扭曲成只為頂端少數人服務——包括 當這些人開始使用AI 對他人進行宰制之時——的一種工具。 歸根結底，AI 為人類社會帶來的威脅極大程度上源自於促成其 興起茁壯的社會經濟秩序，亦即新自由主義分配邏輯。AI 的善，只 有在傾斜的基礎被修正後才可能發揮。新自由主義非但不確保科技 29 在對抗新自由主義的過程中常見難題是：體制轉型難度太高，是否可在既存新自由主 義體制內透過各種不同的「治標」方法不斷累積、連結，漸進克服困難，終致達成「治 本」目標？然而如同前文舉生態環境領域企業競相「漂綠」的例子所示，許多治標方 法不僅效果有限，同時最顯著的後果是緩解社會對企業財團的警覺、質疑與監督，乃 致更進一步將頂端權勢者對社會整體的宰制合理化。此一現象在生態環境領域看得 最清楚，因為生態崩解有大限 (如1.5oC、2oC……)；不斷將精力資源用於「治標」 導致從根本上整頓體制的「治本」策略啟動時程不斷延後。表面上，避免體制轉型能 為社會省去轉型代價；實際上，整體社會不斷在企業財團綁架下付出越來越高、越超 乎想像的代價，如當前的極端氣候災難。 30 請參見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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