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 歐美研究 元，同時許多對歐盟決策具有高度影響力的智庫，如Centre on Regulation in Europe (CERRE), Bruegel, European Policy Centre (EPC), Friends of Europe 等。在中立客觀的表相下，其實與這些公司關係 密切友好，因此實質上也扮演了說客角色 (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 2020)。而在美國，儘管祖克伯在臉書劍橋分析醜聞後必須赴 國會作證的新聞被媒體描述為「拷問」(grilled) (Fiegerman, 2018)， 但參眾兩院負責這項聽證的委員會卻盡皆是平日收取了臉書大量 政治獻金的國會議員 (Jackson, 2018)，無怪乎臉書在聽證會過後迅 速故態復萌。臉書2017 年遊說費用較前一年成長32%；蘋果則成 長51%。單單在2017 年一年，臉書、亞馬遜、臉書及谷歌這四家 公司就花了五千萬美元於遊說 (Shaban, 2018)。 點出 GDPR 在新自由主義運作下的缺陷並非是在斷言類似的 資料保護法規全然無濟於事，而是想要凸顯新自由主義既得利益者 深厚的影響力、無所不在的滲透力以及嚴重後果。這是對新自由主 義下人民對政府、企業財團以及二者合謀的權力結構之過度信任的 一種反思。 柒、結論 本文標題：新自由主義下AI 與民主的角力或可更精準地以： 「新自由主義下的AI」與「民主」的角力來表達。關鍵在於，民主 的衰退相當高程度上肇因於新自由主義，而Big Tech不僅乘著新自 由主義的浪對人民進行越來越粗暴的宰制，同時 AI 的崛起本身也 在相當程度上是拜新自由主義之賜。民主成為「一元一票」而非「一 人一票」當然並非始於數位平台、大數據或AI 的興起，但AI 作為 擴大頂端菁英與底端大眾權力落差的工具，已使問題更加嚴重。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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