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過去：柏林歐洲猶太人屠殺紀念碑
作者：陳 郴 副研究員
Release Date：2017/03/24
問題源起
2005年5月10日，位於德國首都柏林市中心的「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舉行了莊嚴隆重的揭幕儀式，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日60週年慶祝系列活動之一。在經歷了近17年的爭論和期待後，這座深具歷史意義的紀念碑終於向世人揭開了沉重的面紗。事實上，紀念碑的建立走過了一段曲折的道路，整個構想從提出到成案，期間歷經十餘年的爭論，德國聯邦國會最終於1999年以壓倒性多數決通過建碑決議，並撥款2760萬歐元建造此一紀念碑。這是聯邦國會在由波昂遷往柏林之前通過的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決議之一，明確地體現出德國對其所犯下歷史罪行深切的自省和對其歷史責任毫不推卸的態度。本文所探討的德國紀念碑個案經驗，對於正積極落實轉型正義的臺灣當局，或有值得參佐與借鏡之處。
「靜默之地」─集體記憶的藝術體現
「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通稱為「大屠殺紀念碑」位處於柏林市中心地區，是獻給在納粹統治下遭滅絕的600萬名歐洲猶太人。這個地點的選擇頗富深厚的歷史象徵意義。這一地區不僅是前納粹德國的權力統治中心，如今也是柏林的政治與行政中心，距德國聯邦議會和總理府等國家機關僅咫尺之遙。在這麼一個聯結歷史城區、議會和政府區的地方建立揭露德國過去最不堪與晦暗歷史的紀念碑，不僅需要非同尋常的道德勇氣，同時也體現了非同尋常的反省與自覺誠意。換言之，是德國人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反省和承擔歷史責任。
紀念碑的場域主要是由兩部分組成，地上部分是水泥碑群，面積共古地19073平方公尺（相當四個足球場大）。由2711塊體積不一、深灰色的中空長方體水泥碑組成，各個水泥碑被平行置列於這塊略有起伏的地表上。從遠處俯望，這個水泥碑群形似一片波濤起伏由墓碑組成的波浪。整個紀念碑群沒有一般紀念性建築物的主要出入口，由水泥碑群組成波浪般的網狀通路可供參觀者任意穿行。
此外，2711塊水泥碑這個數字是建築師根據紀念碑地表的面積而定的，它沒有任何象徵意義，與被害者數目也無關聯。設計師艾森曼從根本上顛覆了紀念碑的概念，放棄了任何一種象徵性符號的使用。碑面上既沒有任何銘文，或包含任何對加害者控訴的文字，也沒有任何圖形標誌，碑群中更沒有一個中心標的，藉以傳達一種被撕裂的感覺。他將紀念碑群視為一個「靜默之地」，希望參觀者能被紀念碑的表現力所感染，並有所感動而從中得到啟示。紀念碑群下方為納粹屠殺歐洲猶太人歷史的紀念館。由紀念碑群的東南側沿台階或乘電梯可到達此地下紀念館，其展示廳的設計風格與碑群的塊狀外形風格一致，展示廳的入口，懸掛著6張巨大的猶太遇難者照片，象徵著六百多萬被納粹殺害的猶太人。其中收藏大量有關納粹大屠殺的圖片和文字資料，以文字配合圖片的形式展示1933年至1945年間納粹的迫害政策以及殘害歐洲猶太人的歷史資料，整體展示內容氣氛凝重讓人陷入感傷的情緒。
不過對於大屠殺紀念碑的設計概念，一直存在不少爭議。一些猶太團體指出，紀念碑的形式過於抽象，無法清晰地傳達出悼念納粹大屠殺遇難者的意念；還有批評者指出，德國政府修建這個紀念碑只獻給所有遇難的猶太人，而忽略了其他在納粹政權下的受害者。針對外界的質疑，德國政府強調，紀念碑的落成並不意味著德國對納粹歷史的反省與究責已經結束，紀念碑只是一個開放的藝術作品，它是將親身經歷的戰爭回憶轉化成透過藝術傳達集體記憶的一種表達。希望德國民眾，尤其是年輕世代能被紀念碑的感染力所打動。並承諾德國政府未來也將另立辛帝和羅瑪等吉普賽少數民族以及同性戀被害者紀念館的決定。
納粹德國與迫害歐洲猶太人
回顧納粹種族主義意識型態的遺害以及猶太人在納粹統治下所遭遇的非人對待，就可以了解紀念碑不僅是為受害者而建，更是為德國人自己而建，以及紀念碑在德國現代歷史上的象徵意義，及其中隱含為後世訓的理性呼籲。
在希特勒的世界觀裡，國家僅僅是維繫種族生存的一種組織形式，國家的中心任務就是為保存亞利安統治種族的純淨，與為該種族攫取必須的「生存空間」並為消滅敵人創造力量。因此國家社會主義強調國家的目的就是保護和發展優秀民族，消滅劣等民族。因此被視為劣等民族的猶太人，便成為遭受納粹迫害的對象。1930年4月7日頒布的〈公務人員法〉強制所有非亞利安人的公務人員退休或解職，開啟了納粹全面壓迫猶太人之先聲。而1935年9月15 日頒布的〈紐倫堡法令〉，更進一步剝奪猶太裔德國公民的權利，成為日後有系統將猶太人驅離於德國社會的主要基礎。
不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納粹逼迫猶太人大體僅止於在法律、社會以及經濟層面上採取歧視性措施，壓迫他們或是迫使其向國外移民，尚未見大規模拘捕或殺書猶太人的行動。但戰爭爆發後，納粹迫害猶太人的行動卻出現急速轉折，成為有組織的屠殺乃至於大規模滅絕等極端野蠻的方式。
特別是在納粹征服東歐（波蘭與俄羅斯西部）─歐洲猶太人最大的集居地─之後，隨著被征服的猶太人數日益增多，更顯示出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急迫性。首先在東歐地區開始，並揭開日後大規模氓滅人性滅絕猶太人行動的序幕。1941年秋，在黨衛軍首腦希姆萊的指令下，所謂的「行動隊」隨著陸軍部隊之後，在東歐與俄羅斯征服地區執行緩靖與清除猶太人的任務，以A行動隊同年12月1日的報告為例，該隊僅是在波羅的海立陶宛地區執行清除猶太人任務，就殺害了12萬5000名猶太人。
而隨著戰爭的擴大，為了更有效並更有組織的消滅猶太人，各地集中營的數目以及規模也愈見龐雜。特別是在波蘭境內的集中營，大部分都擴建成為滅絕集中營，或所謂的死亡工廠。在滅絕集中營內，建有以浴室為掩護的所謂瓦斯室，作為集體毒殺猶太人的場所。其中又以奧許維茲規模最大，直至今日仍成為滅絕猶太人的主要象徵與代名詞。據統計德國在1939年為止尚有24萬猶太人居民，1945年時僅剩1萬4000餘人。而波蘭在大戰爆發前，約有300萬猶太人，到戰爭結束時，除20萬居住在已劃歸蘇聯地境內的波蘭猶太人外，波蘭本土僅剩10萬人。易言之，僅波蘭一地就有近300萬猶太人遭到納粹滅絕。不過在納粹統治地區被殺害的猶太人總數，很難精確估算，推估約在600萬人左右。
克服過去
這樣一個紀念碑的建築歷史，也記載著德國人對於如何表達對猶太人受難者悼念的紛歧與爭論，因為伴隨著紀念碑的設計與施工，是十多年來有關建碑之必要性與形式的公共辯論。主要環繞在下列議題：藉著紀念碑的建立，有關納粹最恐怖罪行的歷史可以蓋棺論定？「過去的歷史記憶」是否可以被克服？何以要建立一座為特定受害族群的紀念碑？
事實上，作為歷史主義發源地的德國，深知納粹的歷史不會自動消失沉寂，而是會令人尷尬並頑固地存在著。「過去」將不斷回過頭來糾纏現在，除非現代人承認過去並加以重新詮釋處理，透過集體記憶形成共同的社會意識，否則過去就可能毀掉他們的歷史延續性與未來。因此戰後德國史學家，對於處理納粹迫害猶太人罪行與納粹歷史解釋的問題，特別使用了「克服過去」這個名詞。
而針對新納粹組織等極右翼政治勢力的活動，德國政府一向也採取法律手段，加強對新納粹分子的監控。1979年，德國聯邦法院的一項判決，首次嚴格界定「言論自由」原則。1985年4月，德國聯邦議會通過了一項決議，將「否定迫害猶太人的行為」判定為對猶太人的侵害，應給予法律懲處。1994年5月，德國聯邦議會進一步加重「煽動罪」定罪程度，在公開場合宣傳、不承認或者淡化納粹屠殺猶太人，最高將處5年監禁。2005年4月1日起，德國新的法律更規定，禁止極右翼分子在包括大屠殺紀念碑等歷史紀念物前遊行。
不過對於納粹時期的歷史解釋問題，意欲從理性思維上「克服過去」情況就遠較法律面複雜的多。其中所牽涉的不僅是法律規範或是歷史書寫的問題，而是德國人如何從歷史集體記憶與歷史意識的矛盾糾葛中脫出，並重行凝聚新的社會意識與國家認同。
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德國史學界對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罪責、納粹罪行與歷史定位等重要議題多所著墨。近20年來，隨著新史料的發掘與新觀點的提出，有關上述議題的歷史論述也變得更為多元與更具爭議。而分別就在大屠殺紀念碑構想成形，與德國國會通過建碑決議之前兩年，德國學界先後發生了兩次關於納粹屠殺猶太人等歷史問題的重要並且影響深遠的公共辯論，其代表意義也標示出，德國知識界對此段歷史的看法在不同時期的轉折與再思過程。
1.「歷史學論戰」
「歷史學家論戰」乃是指1986 至1987年間，一系列有關納粹之屠殺猶太人在戰後德國歷史觀中應如何定位的學術辯論。此論戰源起於柏林自由大學歷史系教授諾帝的於1980年7月發表於《法蘭克福廣訊報》上的一篇文章。諾氏表述：「奧許維茲所代表的事件（指大屠殺）主要並非淵源於傳統的反猶太主義，本質上它也不是一種種族屠殺，它主要是出自對共產革命所引起階級屠殺過程的恐懼而做出的反應。」
諾氏這種對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之間因果關聯的論述，引起德國著名的社會哲學家哈伯瑪斯強烈的批判。他為文反駁並指出，諾帝的論點是將納粹犯行「相對化」，也是欲將德國的過去「常態化」。他認為「在現今德國現代史學中一種損書管制的趨勢在增長」，而這種趨勢是危險的，德國必須去面對他的黑暗過去，而不是將這段不光彩去差異化，甚至漂白除罪化。他同時強調，那些想將德國人對於屠殺猶太人的罪疚感驅走，並將其導向保守型態之民族認同的作為，無異將摧毀德國與西方文化聯結的唯一可靠基礎。
隨後數月，在報章雜誌上出現一系列互相論辯甚或抹黑式的筆戰。不過諾帝的主要論述：俄共的暴行是納粹大屠殺的原型之一，已不為今日大多數歷史學家所接受。此外，納粹有計畫的滅絕猶太人，應視為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事件，其獨特性在於：一個現代國家首次試著系統性的、且以精準的現代方法，將整個特定族群根除，因此它是無法與其他的種族屠殺事件作比較研究。
2.「第二次歷史學家論戰」
就在「歷史學家論戰」10年後，1996年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高哈登以其博士論文為基礎出版《希特勒心甘樂意的會子手》一書後，新一波有關猶太人屠殺罪責與第三帝國歷史定位議題的論戰，再度於德國史學界引爆。高氏企圖為兩個自半世紀以來困擾德國史學界，甚至在德國社會中形成兩極意見的問題提出總結性的觀察：第一，大屠殺這種人類集體犯罪型態中最殘酷的罪行是如何能發生的？第二，為何只有在德國發生？
高氏認為沒有一個地區像19世紀末以來的德國一樣，受種族思想支配的反猶太主義影響其政治文化與社會各階層如此之深。而這種深化的反猶太主義，更逐漸在社會意識中轉化成一種集體思想傾向。高氏將此種深植於德國社會文化中的反猶太主義，稱為「祛除異質式的反猶太主義」，就像電流通過變電器傳輸到電路末端般，只要希特勒一啟動消滅猶太人的運動，整個社會就被徹底動員，將猶太人排除於德國社會以外。
究竟大屠殺到底是如何造成的，這個數十年來深深困擾著德國史學界與造成德國人原罪的問題，迄無定論。高氏在書中多次反駁了過往許多歷史學家的論點，即不僅僅是黨衛軍人員或是納粹黨員，而是來自社會各階層的普通男女公民，自願並積極的參與凌虐與殺害猶太人。他並指出，不僅反猶太主義早在希特勒執政前就已深植於德國社會之中，同時，將猶太人逐出德國社會的願景，也廣傳於德國大眾心間。此外，高氏亦駁斥由來已久所謂一般德國人普遍對納粹居殺罪行不知情的論點。他強調，自1933年起，納粹持續的將猶太人排除於德國社會各階層，這些過程完全是在公開的情形下進行。如果不是在絕大部分社會大眾默認與協助下，這樣赤裸裸的政治暴力如何能實現？
高氏著作能在德國引起激烈論辯，不在於其著作中的缺失疏漏，而是他的論述以及書中隱含對全體德國人「集體罪責」的指控，觸及了反對者最敏感的神經─一種族滅絕的原罪與其歷史責任─而這也正是反對者們長久以來所不願意面對與承認的。藉由對高氏著作的批判，在德國也引起一陣對過往納粹時期歷史進行論辯與重新詮釋的呼籲。事實上，在此一呼籲背後，隱藏著一種德國人意欲將過去的晦暗歷史相對化與正常化，亦即擺脫過去歷史晦暗─尤其是奧許維茲所代表的屠殺猶太人事件，以及對統一後逐漸型塑之民族榮耀的渴望與追求。
綜上所述，德國現今的歷史意識，藉由公共辯論，使大眾可以有更多機會瞭解本身文化母體中病態遺傳的部分 ，並且認識到為何德國人應該共同承擔這樣的歷史責任，而對於造成上一代災難性事件的歷史根源─文化傳統中的反猶太主義─在今日是否仍然繼續在統一後的國家中發酵並產生負面作用，更是值得社會共同檢視與關注。
結論
納粹對歐洲猶太人的集體屠殺罪行，在20世紀人類歷史乃至於人類良知上都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世人應當學習到對生命的重視以及體認民主政治的可貴，也唯有重新確立對人性尊嚴與民主價值的尊重，始能防止歷史事件重演，並有效過止世界上類似的獨裁政權，再度利用種族主義幽魂，塗炭生靈。
一個國家，在自己政治中心的心臟位置，特別建立一座龐大的碑林，紀念它當年暴行的受害者，毫不掩飾的將自己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面向世人展示，這在世界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自省與贖罪之舉。
德國為何要建造這樣的紀念碑？德國政府指出，還是德國第一座關於納粹殘害猶太人的紀念館，也是第一座德國官方的大屠殺紀念中心，它不僅僅是為那些無辜的猶太人建造的，更是為德國人自己建造的，因為它將作為一個「永久埋在心底、並時時發出警告」的象徵，矗立在德國的土地上。一方面作為對當年納粹
受害者一個明確的認罪表示，同時也是今天統一的德國同納粹德國在歷史傳承上根本切割的體現。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已逾七十年，戰爭的親歷者也日益凋零。藉由紀念碑的表達，下一世代的德國人將牢記國家歷史中最黑暗的一頁，因為沒有哪個國家能像戰後德國那樣，如此全面和深刻地反省歷史，也正由於德國不迴避的承擔歷史責任，才重新贏得了今天在歐洲與世界上的地位，而不似日本在亞洲那樣處境尷尬。由此觀之，柏林建成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不僅是德國人克服過去的象徵，也是德國真正面對歷史的開端，而不是結束。德國經驗或許可以作為當前臺灣社會面對轉型正義相關議題時重要的參考依據。
（本文主要整理自：陳 郴，2007，〈克服過去： 柏林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的歷史啟思〉，《思想》，第5期，頁129-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