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之新自由主義根源
作者：盧倩儀
Release Date：2016/11/19
問題緣起
近年來，歐債危機看似已暫時停歇，然而混搭了撙節與紓困的雞尾酒療法，究竟是消極地讓歐洲貨幣聯盟得以苟延殘喘的呼吸器，抑或是針對病灶有積極治癒效果的良藥？其答案端視對歐債危機真正根源之認定而定。職是之故，本文嘗試以後見之明，就當時決策精英是如何受到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崛起，以及藉由決策之反饋，致而圍繞在愈發高張的新自由主義思維之氛圍下，如何對於歐元潛在問題作出診斷，與作出如今看來是錯誤決定之原因，進行探討。首先，本文將討論歐債危機之可能「原因」，及其遺留下的問題，進而剖析導致歐債危機的「原因」或可被視為是新自由主義思維下歐洲整合無可避免的「症狀」。最後，則是就新自由主義與既存整合理論之關聯加以評述。
歐債危機之可能原因及症狀
受歐債危機波及，2013年3月塞浦路斯成了歐元區成立十四年來第一個實施資金管制的國家。嚴格說來歐元區已不再是個貨幣自由流通的地區了(Christiansen, Jorgensen, & Wiener, 1999; Risse, Engelmann-Martin, Knopf, & Roscher, 1999)。引爆這場危機的正是塞浦路斯在歐盟最堅強的盟友最親近的鄰居－希臘。希臘在2001年依靠隱匿實際數字以及在高盛證券協助做假帳下成功加入歐元區。一旦躋身歐元區，長期以來財政收支不平衡、審計作業不嚴謹的希臘政府更變本加厲開始盡情享受單一貨幣所帶來的低利率大肆借貸揮霍無度，創造出經濟蓬勃發展的假象，從政府到民間都享受著財源充沛無需節制的消費模式。債權銀行一視同仁地將希臘發行的債券視為與德國發行的一樣安全可信賴。2009年社會黨政府上台後揭開了前任政府惡意隱瞞著的驚人事實，並且陸續拼湊出希臘政府赤字與借債的實際數字，市場原本那份非理性的信賴頓時轉化為恐慌(Aglietta, 2012: 24; Farrell & Quiggin, 2011: 96; Lewis, 2011: Chapter 2)。
在貨幣聯盟尚未建立時，偏高的財政赤字自然會驅使利率上升或匯率下降，這些市場訊號等於是在警示政府應該要降低借貸。然而在有了貨幣聯盟以後，這些市場警訊消失了，造成民間過度借貸而銀行過度放款。2010年市場開始意識到，將所有歐元區國家視為同等安全可信賴是一種錯誤，這時希臘、義大利、西班牙的主權債務利率開始上揚。市場動能一旦啟始，排山倒海的負面預期便致使這些國家瀕臨破產。接著當市場的擔心擴及義大利，義國公債殖利率便從2010年4月的4%不到飆升至2011年11月的7%以上，令義大利政府瀕臨破產（圖一）。此時持有大筆希臘與義大利政府債券的愛爾蘭與西班牙銀行資產頓時縮水，使身處房市泡沫中的愛爾蘭與西班牙銀行幾乎拖垮兩國政府(Feldstein, 2012: 108)。這幾個國家於是同時被貼上了「揮霍無度」(profligate)的標籤，被媒體描繪成歐元區的害群之馬。
圖一：義大利公債殖利率（2010 ~ 2011年）
資料來源：Statistical Data (n.d.: Dipartmento del Tesoro)。
然而如圖二所示，就國債占GDP比例而言，西班牙與愛爾蘭在危機發生前是歐元區標準的模範生；不僅嚴守馬斯垂克舉債標準，表現更遠勝過德國、法國。西班牙與愛爾蘭2009年以來嚴重的債務問題其實是歐元區面臨歐債危機威脅時採取了撙節政策之「後果」而不是危機的「原因」，因為撙節造成經濟持續衰退，導致償債能力驟降的同時國債卻隨利率持續攀升，因此歐債危機另有原因(Krugman, 2012a: The New York Times)。
圖二 各國國債占GDP比例
資料來源：Eurostat (n.d.: Eurostat)。
EMU（經濟暨貨幣聯盟）之瑕疵設計：歐債危機的「遠因」還是「症狀」？
一、歐元區並非最佳貨幣區域
2008年以前，西班牙與愛爾蘭股市房市的蓬勃發展帶動了物價與薪資上漲。在美國次貸金融危機連帶導致兩國經濟泡沫化後，物價與薪資必需透過有效工具調整回來。對於一般國家而言，最簡單有效的方式就是透過貨幣貶值將實質物價與薪資水準調降回來；然而對於歐元區國家而言，貶值貨幣早已不是政府手中握有的工具了。經濟調控工具的喪失是歐債危機如滾雪球般不斷漫延惡化的重要因素，但這並無法解釋歐洲央行為什麼不能應西班牙與愛爾蘭的需要來操控歐元匯率。因此更關鍵核心的問題是出在：不同會員國的經濟狀況在不同時期有不同需求，而當彼此狀況需求恰恰相反時，歐洲央行之匯率政策斷無可能同時滿足所有會員國的需求。簡言之，一體適用的貨幣只適合用在產業特色景氣循環彼此接近的區域中，而歐元區並不具備此一特色(Krugman, 2011: The New York Times)。
「歐元之父」Mundell在1961年提出「最佳貨幣區域」(optimum currency area, OCA)理論。二次大戰後，美國與加拿大東西兩岸經濟失衡的現象啟發了Mundell「貨幣理想區」的想像。美加兩國東岸皆產鋼鐵，戰時經濟活絡景氣佳，但同時出現高通膨現象。反觀依賴木材為生的西岸則景氣差、失業率攀升。Mundell從貨幣學理論的角度觀察：如果匯率貶，則出口會增加、景氣會好轉，失業率就可降低；如果匯率升，則景氣趨緩，可有效對抗通膨，卻會導致失業率攀升。Mundell因此得出「國家」未必是最理想貨幣區域的結論；真正的最佳貨幣區域應是區內各地經濟能均衡承受外來衝擊，同時景氣循環具有一致性之區域。如果這些特性不存在，其他幾個條件的存在仍然能夠緩解不均衡以及循環不一致帶來的衝擊。這些條件包括﹕(一)含勞工在內的市場元素具備相當流動性，在經歷衰退時能透過市場元素的流動達到調節效果﹔(二)有中央(federal)財源可供資金調撥紓困﹔(三)各地物價及薪資水準具有一定程度的彈性，因而在經歷衰退時不致產生某一國長期陷入高失業率而另一國長期陷入高通膨之情況﹔(四)財政政策之整合及政治整合(Mundell, 1961; Friedman, 1953; Kenen, 1969; Krugman, 2012b)。
觀諸歐盟，上述條件並不存在。歐盟各國產業經濟多元，景氣循環亦不一致。不僅各國依產業特性而承受著不對稱的景氣衝擊，同時語言文化的隔閡也使歐元區勞工無法如美國境內各州居民一般跨州流動尋找工作。將一體適用的貨幣政策強加於所有歐元區會員國，徒然致使會員國經濟政策陷入僵化遲緩的困境(Crowley, 2002: 169; Krugman, 2011: The New York Times; 2012a: The New York Times; 2012b: The New York Times)。在歐債危機愈演愈烈時，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應該要扮演的是如同西班牙、義大利仍舊有其央行時所必然會扮演的角色─快速購入其公債，防止市場負面預期心理。然而ECB無法為西班牙所用、無法為義大利所用。相反的，在歐洲認同薄弱的現狀下，德國人民的德國認同以及法國人民的法國認同使ECB在做出正確的購入債務決策時遭到撻伐。歐洲單一貨幣非僅出現在不具備最佳貨幣區域條件的歐盟、非僅未能產生促進區域內各國經濟逐漸趨同的效果，自由流動的資金反而導致各國專注於大規模發展原具優勢之專精產業，使國與國之間的產業區隔更明顯、不同國家間景氣循環差異更大，而當某一會員國之高失業率造成勞工外移的壓力時，歐盟各國不同的語言文化卻又仍舊是人員自由流動的真實障礙(Feldstein, 2012: 107; Moravcsik, 2012: 59-60)。
二、貨幣統一財政獨立的後果
當景氣衝擊為不同會員國帶來正好相反的效果，卻又無法靠人員實質的自由流動來平衡緩解經濟壓力，同時政府早已失去透過升息降息、減低或增加貨幣供給來調控國內經濟的貨幣工具時，各國政府僅存可以訴諸的武器就是財政政策了。然而當經濟遭受嚴重景氣衝擊時，全然中立、唯通膨是問的ECB與必需擴大支出擴大舉債的會員國財政政策目標完全背道而馳，於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缺乏協調的結果即造成更大災難(Frieden, 2005: 178)。因此沒有財政聯盟為伴的貨幣聯盟將難以為繼。如果貨幣聯盟中出現了如西班牙或愛爾蘭般財政紀律良好、只是暫時有財政困難而需要週轉的國家，則此一貨幣聯盟即需要有一個內建的資金移轉紓困機制，也就是財政聯盟。希臘的例子說明貨幣聯盟需要有財政聯盟的伴隨才能維持聯盟中所有會員國之財政紀律。西班牙與愛爾蘭的例子則說明統一了的貨幣政策既然無可避免會成為個別會員國財政政策的掣肘，那麼內建的資金移轉紓困機制就更加迫切。馬斯垂克條約特別明文規定ECB不得為會員國提供紓困資金，希望在缺乏財政聯盟的情況下，此一規定能夠對貨幣聯盟中財政紀律不佳的會員國發生恫嚇效果。如今事實證明，此一策略非但沒能防止財政紀律不佳的希臘闖下大禍，反而嚴重傷害了愛爾蘭與西班牙。沒有財政聯盟為後盾的貨幣聯盟是經濟暨貨幣聯盟設計上的嚴重瑕疵，歐元區如今面臨的選擇就是放棄貨幣聯盟或是進一步建立財政聯盟(Berggruen & Gardels, 2013; Bergsten, 2012: 17; Bordo, 2010: 2: Shadow Open Market Committee)。
新自由主義思潮與經濟暨貨幣聯盟之建立
一、新自由主義之核心特徵
當歷史的因緣際會結合了自由經濟倡議者的努力，致使「崇尚市場自由開放、反對政府管制干預、深信自由不受羈絆的市場能夠最大化公眾利益並轉換為個人自由」之觀念步向主流並受到掌權者青睞時，類似的學說、理念便逐漸被納入「新自由主義」的類別中。匯集了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米塞思(Ludwig von Mises)、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等代表性人物之思想的新自由主義仍有其特出的核心特徵，包括對自由市場、私有化、自由化、解除管制的崇尚、對政府干預─即便是對市場機制的矯正或對社會公平正義的維護─之厭惡、倡議依貨幣學派理論壓抑通貨膨脹、反對擴張性財政、貨幣及社會福利政策等。傅利曼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思想深深信仰著：「市場」─而不是「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佳、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者。公民(citizen)的需要─無論是多麼基本的需要，但以消費者(consumer)身分便能自由自在透過市場價格機制取得(Jones, 2012: 329-333)。
二、新自由主義在歐洲興起之背景
在貨幣學派理論興起前，戰後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一方面支持自由開放的國際市場，另一方面也尊重各國政府為刺激就業及提供社會福利而對國內經濟進行干預。這套依循凱因斯經濟學所規劃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在布列敦森林協議定型，被John Ruggie視為是戰後西方世界最大的成就，並將此一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稱為「鑲嵌的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將「自由市場」鑲嵌在「政府有權干預市場」的政治體系裡。政府干預市場的工具含財政及貨幣政策，透過資金管制來預防熱錢套利行為。這套以凱因斯經濟學為底蘊、兼顧經濟自由與社會平等的政治秩序造就了戰後近三十年的和平穩定與持續成長。
三、新自由主義與歐洲貨幣聯盟的瑕疵設計
但當單一歐洲法將貿易以及金融市場自由化後，新自由主義在歐洲已明確取代了鑲嵌的自由主義(Cafruny, 2003: 285)。1980年代整合之再出發可被視為是將歐洲社會轉化為接受、甚至擁抱依循超越國界之資本主義邏輯運行之商業空間的過程。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導引下，歐洲貨幣聯盟創建者得到了他們最想要的東西─廢除會員國貨幣政策自主權，而由鐵面無私的ECB確保整個歐元區維持低通膨狀態。諷刺的是，這正是今日歐債危機、甚至歐洲貨幣聯盟可能不保的關鍵；它讓手無寸鐵的政府在危機來襲時毫無刺激經濟之能力，於是應付危機唯一的「辦法」就是坐視直線下降的薪資水準與節節上升的失業率(Farrell & Quiggin, 2011:98)。整個1980年代，歐洲在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思維下確實使通貨膨脹維持穩定，然而歐洲國家卻普遍受持續增加的失業率所困。新自由主義對於高失業沒有對策，因為其認為高失業不需要有對策─除了讓市場開放再開放、自由更自由之外。
新自由主義之謬誤與症狀
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席勒(Robert J. Shiller)認為，過去三十年總體經濟整個走錯了方向；新自由主義過度採信「理性預期」與「效率市場」觀點，未能考慮到凱因斯早在八十年前即已觀察到的人類經濟活動中，理性計算外的另一重要的作用力─「動物本能」(animal spirits)。社會對自由市場普遍的迷信與崇拜導致政府不方便插手干預。究其實，該揚棄的並非資本主或自由市場，而是「市場完美無缺」這樣的迷思。為維持資本主義健全運作，政府反而有責任要管制市場；而社會安全網不僅是要用於保護人民免於受到資本主義毫無節制的禍害，亦是要防範人民受其禍害而導致市場普遍喪失信心時所引發之嚴重經濟衰退（Akerlof & Shiller著，李芳齡譯，2010： 287-289，331-333，340）。
雖然就程度而言，歐洲社會的貧富不均不似美國社會那般驚人，但Stiglitz卻憂心歐洲國家熱衷仿效美國模式，其實早已步上流氓資本主義後塵。根據OECD統計，歐盟人民所得分配之懸殊情形自1980年代中期即開始惡化，到了2009年貧富不均指數已超越了OECD國家平均值。總體而言，歐盟人民可支配所得的增長情形遠落在OECD其他國家之後。德國人民可支配所得之成長又落在多數其他歐盟國家之下；1990年代中到2008年德國底層30%人口所得成長率甚至是負的。德國成了唯一一個自1990年代中到2009年貧富差距一路惡化的國家(Fredriksen, 2012: 2, 5, 8-9)。儘管北歐國家仍舊重視社會平等與社會福利，但整體而言歐洲國家早已跟隨著美國不斷朝新自由主義方向傾斜(“Stiglitz Warns Europe: Don’t Mimic U.S.,” 2012: Euronews)，而其後果之一便是歐債危機。
歐債危機是新自由主義思維下「資本主義金融化」(financialized capitalism)的危機。一方面讓獲利門檻上升（要有很多錢才有辦法賺更多錢），一方面使得投資人的利益受到關注與呵護，而代價則由勞工承擔。1971年全球資金流動90%與實質生產（含貿易及長期投資）有關，只有10%與投機型經濟活動有關；到了1990年，數字完全對調過來：全球資金流動僅10%用於實質生產，高達90%的流動資金是用在投機型經濟活動；到了1995年，相應的數字更來到了5%與95%(Chomsky, 1999: 23)。政府並不是不知道大多數跨國自由流動的資金是毫無經濟效益、不事生產、無助效率提升的，然而因為害怕金融業可能投向其他市場的懷抱，各國爭相建立管制最少的金融體系。各國政府在金融領域「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的代價非常昂貴，使原已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更加惡化。當過度自由化引爆金融危機時，因而失業而待政府拯救的人口是金融產業出走所損失的就業機會的好幾倍（Stiglitz著，羅耀宗譯，2012：97）。
至於社會防護網的部分，政治人物異口同聲認為歐洲國家應該「改掉」以往過於慷慨的社會福利模式。這在批評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眼中看來無異痴人說夢。因為撙節不僅阻礙經濟成長，也無助於挽回投資人信心。2011年諾貝爾獎得主、貨幣學家Christopher Sims認為歐盟至今仍不明白歐洲貨幣聯盟設計上根本的瑕疵，因此才會在經濟持續走下坡的此時拿出加速讓經濟持續向下的對策出來。他給予希臘、葡萄牙以及西班牙的建議是退出歐元區。此外，2010年諾貝爾獎得主、失業問題專家Peter Diamond亦警告，歐元區精英所制定出來的自我破壞之經濟政策破壞力驚人，對於義大利、西班牙等國原本此時正應踏入職場的社會新鮮人而言，尤其將造成久遠且難以彌補的傷害。Stiglitz亦以「災難性的失敗」為歐盟處理歐債危機的表現打分數。這幾位經濟學家的共同見解是：歐元區需要財政聯盟的支撐，但政治上卻又無法實現，此一致命的兩難使他們對歐盟經濟暨貨幣聯盟的未來不表樂觀(Evans- Pritchard, 2014: The Telegraph)。
失靈的市場v.s.社會安全網與民主政治
從經濟考古學來看，人類歷史絕大多數時候經濟活動是鑲嵌在較大的社會環境及人際關係網絡內進行的，只有在十九世紀市場才脫離了社會，甚而回過頭來駕馭社會。凱因斯及其他理念相同的經濟學家提出了能回應及照顧社會需要的理論與政策實為關鍵。在鑲嵌的自由主義秩序裡，「國內干預」與「開放國際體系」二者獲得平衡。
McNamara在1998年即觀察到，在採固定匯率的歐洲共同體區域裡，由於自由流動的資金大舉進出之抵銷效果，鑲嵌的自由主義逐漸消失，「國內干預」已節節敗退給「開放國際體系」(McNamara, 1998: 9)。過去三十年歐洲的發展完全契合McNamara的觀察，市場原本只是社會的一部分，新自由主義思維下，「市場」卻已大於等於並且高於「社會」。全球資本主義昌盛下之民主社會裡，國家主權已分裂為兩層：上層主權屬於市場、下層主權屬於人民。全球化、金融化、以及歐洲整合強化了前者而弱化了後者，導致當市場的利益與選民的利益相互矛盾時，市場邏輯往往使前者佔上風。以往民主國家的領導者重視的是人民的聲音，如今領導者努力傾聽的卻是資金的聲音。投資人的信心遠比選民的信心重要(Streeck, 2012: 63-65)。
「歐洲社會模式」(The European Social Models)曾經是歐洲的驕傲，但是歐洲整合卻使歐洲傲人的社會福利概念逐漸被零星破碎的社會福利概念取代；原本社會福利存在的必要性並不依附在經濟價值之下而是以保障社會弱勢為目的，如今國家競爭力的迷思把最初福利國家概念的核心價值擠到一邊。歐洲整合一度是歐洲國家「因應」全球化的手段，最後卻成了「加速」全球化並且重擊歐洲社會模式的要角。
然而，這種結果卻與全球化或新自由主義論述之正確性毫無關係，僅與精英們對因果關係的認知信仰密切相關。稅基是歐洲社會模式的根本，但歐洲各國卻在稅制上逐底競爭，面對全球化不戰而降(Hay, Watson, & Wincott, 1999: 1-2)。 Stiglitz已經計算出這些不公平制度會使一個國家在經濟上造成多麼昂貴的代價，然而歐洲區域整合─尤其是貨幣政策的緊縮政策，早已比全球化更直接且立即地造成了歐洲國家社會福利的壓抑。
Bordo & James (2013: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指出，一如金本位制度，歐元區要的是「固定匯率」及「自由流動的資金」。無論是對當年的金本位體系下國家而言或是對今日的歐元區國家而言，欲保有此二者可能就得犧牲三樣東西─即「獨立的貨幣政策」、「穩定的金融秩序」、以及「民主」。首先，放棄獨立的貨幣政策使一國政府既然無法調整匯率，就只好藉由調整物價或薪資水準來維持競爭力。其次，在金融穩定方面，無論是加入金本位體系或是加入歐元區，對外來資金而言，這都是資金轉進的擔保。當認定了投資能受到品質保證的熱錢湧入原本金融體制欠佳的會員國後，資金便流竄至各類金融商品，同時亦導致房市泡沫。最後，Bordo & James認為歐元區所面臨最深層的憂慮是堅持「固定匯率」及「自由流動的資金」兩項目標對於「民主」的影響。1929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各國政府無力也無意嚴正對待失業問題並且拒絕以增加公共支出來挽救失業；坐視失業勞工承擔金融風暴後果的下場就是選民將支持撙節的政黨淘汰掉，但卻也造就了德國納粹的崛起。今天的歐元區看似正在步其後塵(Aglietta, 2012: 20; Bordo & James, 2013: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Bourgeot, 2013: Robert Schuman Foundation; Farrell & Quiggin, 2011: 97)
不同於一世紀前的選民，今天的歐洲選民並不握有撤換決策者並進而改變政策路線的權力。面對歐債危機，財政聯盟，竟成了最佳出路。一旦財政聯盟成立，歐元區就形同一個聯邦國家了，這樣的設計是經不起民主政治考驗的，尤其是在此時此刻。只不過無論選民意下如何，歐盟已經正在進行另一回合更緊密的整合了，並且又跟過去一樣由精英主導，非但沒有公眾的參與，甚且可能違背公眾意願。2010年5月所新設的「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 EFSF)，持續在絲毫不受民主監督的情況下行使權力，受到嚴格監督的是希臘等國的財政及社會福利政策。貨幣聯盟順理成章地外溢到了財政以及政治領域，代價就是民主政治。所有談判僅關乎技術官僚，因為會員國既無意討論主權亦不認為貨幣整合事涉民主。貨幣聯盟發展至今，歐盟已經因為它的存在與運作而一步步趨近聯邦體制；民族國家的所謂主權與民主如今在歐元區會員國只存在於一紙憲法之中。
結論與啟示
一言以蔽之，新自由主義不只造成歐債危機的發生，亦嚴重侵蝕了所謂的歐洲社會模式之根基。社會福利原本不以市場利潤為前提，亦不以市場邏輯為依歸，如今卻依附在市場之下，社會保護資源反被拿來保護強者，弱者卻成了風險承擔者。面對歐債危機，擅長以經濟利益、談判籌碼及國家權力解釋歐盟制度選擇，並且強調里斯本條約已使歐盟達到憲政平衡最佳狀態(Moravcsik, 1998, 2008)的自由派政府間主義，此時，亦不得不承認歐債危機的問題是出在，當初是以單一的貨幣政策套用在經濟體質及情況殊異的會員國身上。至於如何解釋當初何以會採用如此不堪一擊的設計？自由派政府間主義仍堅持經濟暨貨幣聯盟的內容設計，與精英認知、觀念想法、時代氛圍無關，而是當時擁有強勢貨幣的德國主導了歐元設計的結果所致。
經濟利益、談判籌碼及國家權力均無法解釋各國如何讓自己身陷今日的危機之中。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忽略了：含國家在內的行為者對利益之定義，實是受到當時知識社群及決策精英主流觀念想法因果認知所牽引的。在1970年代布列敦森林體系即將崩解時，凱因斯經濟學遭受了嚴重質疑。而此一空缺的出現使看似能取代凱因斯經濟學的貨幣學派理論受到廣泛歡迎。行為者透過學習、說服及社會化，對利益偏好凝聚新的認知。到了經濟暨貨幣聯盟建立前夕，新自由主義勢力更達高峰，歐洲工業家圓桌會議與狄洛委員會延續並鞏固了新自由主義貨幣學派理論在歐洲整合中屹立不搖的地位。
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以「因應」全球化、提升區域競爭力為名而建，卻反而「加速」了全球化與區域化，致令會員國及其公民在獲利與損失的巨幅震盪中變得更加脆弱、曝露於更大風險之中。近年來含歐債危機在內之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機已引發全球學者及意見領袖深刻省思。或許一如新自由主義思潮改變了含國家、超國家機構、跨國企業、政黨、甚至一般公民在內的行為者對於利益、偏好、生活品質、福祉的定義，這一波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亦能引發行為者對利益偏好的再思考與再定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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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整理自作者下篇論文而成：盧倩儀(2014)。〈歐債危機之新自由主義根源〉，《政治學報》，第58期(2014年12月)，頁37-72。(TSS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