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無相生：美國環境論述與有機農業理念論證
作者：周序樺
Release Date：2015/01/14
問題緣起
2013年，美國有機食品市場首度突破35.1億美元大關，達到11.5%的年成長率（Organic Trade Association xvii），顯見有機農業「無」的形象，已吸引了無數在生活與飲食上飽受污染所苦的現代人。但對於沈湎於科技文明的人而言，「無毒」與「無為」的理想過於浪漫與空泛，不僅不切實際，似乎也意味著一種行為與道德上的潔癖，因此招致不少反對聲浪。事實上，在美國環境論述中，「有」與「無」一直是爭議的關鍵，而長期以來美國環境保護運動，更是經常處於「主張開發並利用自然的經濟價值」以及「反對開發以保存自然原始面貌」兩派拉鋸的局面。如何跳脫傳統美國環境論述中「有」與「無」、「開發」與「不開發」的思考窠臼，本文認為以「勞動」為基礎的農本思想主義，適足為長期陷入「人」與「自然」糾葛的美國環境論述開啟了一個新的思考方向。
早期農業議題的邊緣化現狀
談到有機農業（organic agriculture），許多美國人首先聯想到的不外乎是天然、無毒的食品，抑或傳統、在地的耕作與生活方式。有別於現代農業，有機農業拒絕使用化學農藥、合成肥料、基因改造（genetic modification）、品種篩選與大型機械等工業科技，主張回歸十八、九世紀末、西方農業革命以前，較為「自然」的耕作與生活型態。從美國有機零售商的名字「全食市集」（Whole Foods Market）、「安全之路」（Safeway）與「野燕麥市場」（Wild Oats Market）當中，我們不難看出有機農業清新、潔淨的形象，深植於美國庶民生活之中。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有機農業似乎已與「無」（「無毒」、「無為」）劃上等號，象徵著大自然最原始的生命力。在這些人的心中，有機農業對於「無」的堅持，似乎都只是一種懷舊的情緒、一種消費過往農耕生活步調的表現。雖然反對有機農業的言論，或許聽起來憤世嫉俗或偏激，但實則反映美國早期環境保護運動（environmentalism）與生態論述（ecocriticism）脈絡底下，（有機）農業議題被邊緣化的現狀。
興起於十九世紀下半葉的美國環保運動，可謂美國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對於急速消逝的公共土地（public land）、特別是針對人跡杳然的荒野（wilderness）的一種反動。在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等總統的帶領下，美國打著「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旗幟，不斷透過戰爭與外交手段向西挺進到太平洋沿岸，加上聯邦政府所推動的西部擴張（westward expansion）、公地放領（Homestead Acts）及大興鐵、公路等政策，農、工、商業均迅速發展導致公共土地銳減。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1890年發布的公告：「直至1880年，國家曾經擁有「邊疆」（frontier）提供殖民，但現在尚未被開墾過的地區已屬少數，並且因為零散、破碎的分佈，文明與荒野之界不復存」（Turner 31）。
早在1995年，環境史學家理查‧懷特（Richard White）即在〈你是環保鬥士？或是你有一個正職？：勞動與自然〉一文中提醒我們，主流美國環保人士多將「勞動/工作」（work）等民生相關的環境問題，排除在抗爭運動之外；他們深信農業活動屬於人類的行為，如同工業文明一般，它蘊含人與自然之間的功利關係，「農地」(farmscape; agricultural land)因而不如森林與荒漠等無污染的「處女地」一般高貴，且具有保存的價值(175)。懷特的文章深具影響性：它不僅點明十九世紀末以降的一百年間，農業議題在美國環境保護運動中被忽略的主要關鍵，更將問題導向長期以來美國環境保護運動中「保育主義」（conservationism）與「保存主義」（preservationism）兩大流派之間的論爭––亦即環境保護運動究竟應向資本家靠攏、從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角度出發，「保育」自然的經濟資源與「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或是從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與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所宣稱的「尊重生命」（reverence for life）角度出發，「保存」自然原始的面貌與「內在本質」（inherent value）?
保育與保存主義的分歧
然而，面對工、商業急速發展以及消逝的自然環境兩種困境，環保人士對於公共土地或荒野保護的對象、目的及方法，卻出現嚴重的分歧。美國環境運動長期以來由「保育」與「保存」兩陣營把持，而如農業、農村這類既非「保育主義」、也不是「保存主義」所關心的管護對象，則處於三不管地帶，一直為環境論述所漠視。十九世紀末以喬治·馬許（George Perkins Marsh）、季福德·品修（Gifford Pinchot）與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等為首的保育派人士主張，國家應順應市場需求，從聯邦政府的經濟利益角度出發，以科學的管理方式、永續經營模式及有效利用自然資源為前提，成立「國家野生物庇護所」（National Wildlife Refuge），避免大自然淪為私有產權（private property rights）的一部分，任意被揮霍浪費。十九世紀中葉後著名的保存派人士包括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約翰·謬爾（John Muir）與羅伯·馬歇（Robert Marshall）等，他們深信自然內在之善，並從美學角度讚揚荒野超自然的力量，呼籲建立國家公園（National Park）以永久保存自然原始的面貌。謬爾指出：「這個世界的希望就在上帝所創造的荒野之中」（315）。保存派站在「生物中心論」的立場，斷言生物（living being）擁有感知（sentience）與生存的意志，也擁有與生俱來的價值與生存權，特別主張人類利用其他同屬「生態圈」（ecosystem）的生物是損人不利己的行為。在美國歷史中，保育與保存兩派勢力彼此拉鋸搏鬥，如二十世紀初期的哈契哈契谷地水庫(Hetch Hetchy Valley dam)的論爭與一九五O年代的北極國家野生物庇護所（Arctic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ANWR）的辯論，即是兩個最好的例子。即便在一九六O年代重視人權的環保運動以及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思想興起之後，功利主義與美學/倫理觀點兩派爭論仍屢見不鮮。
在保育與保存主義思想的脈絡之下，講究「勞動」與「使用」的農業生產機制似乎更貼近保育主義的功利主義邏輯，因而受到環保人士的排斥。有機農業「無毒」的號召則與保存主義主張「荒野」的保護主義哲學一致，兩者皆供奉潔淨的自然，追求複製、維持並延續心中對於過去純淨不受汙染的自然面貌的想像，並因此招致「唯菁英主義（elitism）是圖」的罵名。
理念和政策的矛盾
美國環境運動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道出美國農業論述卑微地位的關鍵，在此同時，有機農業浪漫不切實際的形象，也凸顯美國農業理念與政策內在的矛盾問題。自殖民時期起，農業即蘊含著相互牴觸的知識論基礎:農耕既是一種講求利益的生產機制，也是一種崇尚倫理與奉行公平正義的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農人身為國家經濟命脈的骨幹，也是國族耿直、善良與純真特質的表率。殖民時期，維吉尼亞（Virginia）與南卡羅來納（South Carolina）的居民深信農業是個人與國家致富的功臣，新英格蘭（New England）人則主張農耕是個人成家立業與國富民安的基礎，而賓州的貴格教徒（Quakers）則採信上述兩者說法。革命時期，事必躬親的小農（small family farmer）既是國家經濟的根基，美國獨立之後他們也變成美國區分自我與腐敗歐洲君主帝制的工具，更成為美利堅合眾國用來凝聚人民力量的媒介。建國之初，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主張，小農所遵從的自然法則（natural law）是道德規範之準則，小農（而非製造業（manufacturing））因為自給自足、經濟獨立，不需仰賴財團或政府而成為國家經濟與民主社會的基礎。然而，傑佛遜的小農經濟意味擁有更多的土地，以及一個更富裕且強大的國家機制。在傑佛遜表示「那些在大地裡耕作的人是上帝的選民」的同時，他也一手促成「路易斯安那採購」（Louisiana Purchase）與「基礎土地政令」（Basic Land Ordinance）政策，以國家的力量侵略、擴張，並鼓勵開墾（172）。
在十九世紀合成化學肥料（synthetic fertilizer）與殺蟲劑問世、二十世紀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興起之後，農業「生產/開發者」的身份更顯變本加厲，也掀起批判農業工業化、企業化的聲浪。二十世紀初，使用堆肥耕作、順應節氣的有機農業首先興起於英、美、德等國，農業科學家如富蘭克林·金恩（Franklin Hiram King）呼籲人們重視土壤持水度、農田水文、地下水走向等各種農業物理現象與土地生產力之間的關連，並強烈指責自十九世紀農業革命以來，農民逐漸將合成氮肥、鉀肥與磷肥等視為提高農業產量之萬靈丹的趨勢。法蘭克·諾里斯（Frank Norris）於1901年所撰寫的長篇小說《章魚》（Octopus: A Story of California）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1939年的創作《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則藉由描繪流離失所的農人，批判農業企業與鐵路工業如何藉由雄厚的財力「圈地」（enclosure），剝削土地與勞力。一九二、三O年代美國西部與南部也成立了許多支持小農權力的社團，其中最著名的是「十二位南方人」（Twelve Southerners）。在<原則聲名>（“Statement of Principles”）中，他們除了說明「農本精神」(agrarianism)是一種南方人的生活方式（mode of life）。此外，也抨擊工業社會如何將科學與技術資本化並取代傳統農業勞動力，指出此現象造成人類跟土地之間的疏離、失業率增加、生產過剩、財富分配不均等問題。「十二位南方人」所欲建立的是一個以小農為社會經濟基礎，並以大自然的法則為道德規範的烏托邦。在此同時，「分配主義」（distributionism）興起，農業「守護者」（steward）形象復甦；在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與沙塵暴（Dust Bowl）事件之後，歸園田居運動鼓勵人民事必躬親，自給自足，並企圖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尋求一條中庸之道。兩次大戰期間，美國更孕育出普立茲文學獎得主路易·布朗費爾德（Louis Bromfield），他同時也是美國農業史上最有名的農夫。在美國俄亥俄州建立馬樂巴農場（Malabar Farm），身體力行有機農耕理念，他一邊推動有機農耕，一邊批判有機狂熱者全盤否定化學肥料功效的偏執。一九六O、七O年代「歸園田居運動」再度興盛之際，加州嬉皮（hippie）組成社會主義社群，鼓勵都市人在面對猖狂的消費主義及日益嚴重的能源危機與環境污染時，能重拾大自然守護者的角色，拒絕仰賴科技文明並回歸有機農業/農村生活。隨著美國日漸工業化，農本守舊的思潮逐漸成為反動力量的象徵，（有機）農業衝突的思想脈絡，由此可見。
農本傳統的省思
然而，即便（有機）農業日漸為大家所重視，美國學界以及所謂的環境論述學者在面對農業/農村議題時，卻仍望之卻步。在一個「文化」至上、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當道的時代，「指涉性」（referentiality）–– 對於書寫的行為、文化的生產以及論述（discursive）的實踐也成為環境論述研究的主流。「農村」與「傳統」似乎不如「荒野」一般帶有反主流、反國家機器、反進步等的個人主義色彩，「根質性」（rootedness）使它持為保守主義(conservatism)的代名詞。也因此，在處理農業/農村議題之時，象牙塔裡的學者如同大多數人一般，仍單純的面對農業問題，並仰賴「開發、不開發」、「保護、不保護」、「有、無」二元論邏輯，對於「土地『開發』與『保存』之用」、「『人』與『土地』的健康」以及「『個人』與『社區』的興盛」等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束手無策。至今，農業相關議題的討論多來自主流學界之外，觀點亦非常多元，如前文所提到的溫德爾·貝瑞，以及金·勞格斯敦（Gene Logsdon，1932-）、維斯·傑克遜（Wes Jackson，1936-）、大衛·增本（David Masumoto，1955-）等四位自美國民權運動活躍至今的重要社會運動人士與作家；麥可·波倫（Michael Pollan，1955-）、芭芭拉·金索夫(Barbara Kingsolver，1955-)、蓋瑞·保羅·那伯漢與（Gary Paul Nabhan，1952-）等則是當代討論食物與農業企業霸權的小說家與記者。
（有機）農業既為一種農業生產機制，不免擔負農業剝削大自然、將大自然視為生產工具與原料的罵名。在這個工商業主宰生產方式的時代裡，有機農業儼然成為農業倫理的最佳代名詞，而人們全盤接受（或推翻）有機農業與有機生活「無毒」與「原始」的訴求，在在反映人們對於所謂的「農本傳統」（agrarianism）的看法。《新農本主義：土地、文化與社區生活》（New Agrarianism: Land, Culture, and the Community of Life，2001）中，艾瑞克·佛瑞歌（Eric T. Freygole）指出，農本傳統是人類思想、忠誠、情感和希望等的集合。它是一種堅信人與大地為一生命共同體的一種生命態度、一種道德倫理以及一種經濟生產方式。它相信人跟其他生物一樣仰賴土壤的肥沃，也跟其他生物一樣，受大地的奧秘與大地所賜予的機會影響。agrarian 一詞來自拉丁文中的 agrarius，亦即「附屬於土地」的意思。農本傳統的重點在於將土地視為生活的地方（place）與家之所在以及人類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xiii）
農本傳統除了是一種經濟生產方式之外，也是一種生活方式與倫理道德，它所强調的是工作的美德、「在地感」（sense of place）、文化傳統以及「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TEK）的傳承。當代美國（有機）農業倫理與農本傳統，可以從「食物生產與主權」以及「農業生產與農本傳統」二個層面來理解。
一、食物生產與主權：
「食物」一直是連結現代工商業社會中的都市人與農業/農村之間一個最重要的橋樑。面對充斥於市場的速食以及農業工業化與企業化的問題，許多都市人開始藉由「吃」以及「消費」兩種行為選擇健康又環保的飲食。無論是一九八O年代興起於義大利的「慢食運動」（slow food movement）或者一九九O年代風行於各地的「食物文藝復興」（food renaissance），越來越多人開始重視食物的生產方式、銷售過程以及選擇食品安全（food safety）的權力與義務。換言之，雖然市場、金錢、宗教、方便性等因素影響每個人所攝取的食物，但每個人不應該只是被動的消費者，而是積極參食物成長過程的創造者：他應當擁有「食物主權」（food sovereignty），並體認到他的飲食習慣深深影響糧食生產的方式、（非）人類的健康以及社會與環境正義（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在<吃的喜悅>（“Pleasure of Eating”）一文中，貝瑞表示：「吃是一種農業行為。每年由耕種與生長揭開序幕的食物經濟故事，在吃的過程中終結」（145）。
興起於一九九O年代的「食物主權」概念，實則是世界各地的農民、農村婦女、原住民社區對於西方新自由主義提出的「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政策的反動。面對日益沈重的人口負擔、全球糧食短缺、農地沙漠化等問題，有別於以「溫飽」為最高指導原則的「糧食安全」政策，「食物主權」運動堅信「溫飽」之外，永續環境、地方利益以及農人的公民義務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挑戰世界銀行（World Bank）、世界衛生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聯合國等新自由主義信奉者，反對依賴自由市場經濟（如，避免國家政府干預市場）以及科學（如，基因改造工程、農業機械化）。「食物主權」支持者發現，生物科技與新的市場概念不僅未能靠增加糧食產量與食品流通有效抑制飢荒的發生，當今農業所引發的經濟與環境問題與新自由主義者以「工業」、「資本」與「大企業」為導向的農業政策息息相關。聯合國的報告顯示，2010年全世界有一億人口處於飢餓當中，較十年前成長了百分之二十五，而諷刺的是這十年卻是糧食安全政策如火如荼進行的時期。
近代幾位關心美國食物主權的代表性作家包括波倫、金索夫、納邦（Gary Paul Nabhan）等。在農業的脈絡之下，這些作家的食物相關討論主要圍繞著以下幾個議題：營養的食物與飲食習慣、食物生產者勞動的價值、在地的食物系統、食物生產知識的共享、永續的糧食生產環境等。對於金索夫而言，全球經濟系統所生產的食物，不僅沒有營養、食物里程（food mileage）過高，最重要的是這些大量生產的便宜垃圾食物席捲全球各地，造成作物品種與飲食文化的單一化。她強調飲食習慣與地方（當地的天氣、土壤、水質）以及人類（家族食譜、家族移民背景）之間緊密的關係，特別是女性與母親在傳承家族或社區植物品種與飲食習慣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農業生產與農本傳統：
近年來，美國有少數學者針對以量產的目標的農業企業、以及忽視農業議題的美國環境運動提出建言。在食物主權的基礎上，美國學者不約而同的表示，美國農業論述受歧視的一個最大的癥結點在於它所歌頌的「勞動」，暗示了破壞與利用自然。倫理學家保羅·湯姆森（Paul B. Thompson）表示：美國早期主流思想受到清教徒主義（Puritanism）的影響，一直視「勞動」（work）為一種美德、為勤奮的具體表現，而勞動者不僅終將得到上帝的恩典，也以自己能在上帝所創造的花園中、擔任園丁與守護者的角色為榮（Paul B. Thompson，1994）。然而，隨著清教徒教派的式微，「勞動」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美國，不再持有神聖的光環，「美國環境運動的邏輯對於生產是批判的，但它並未能提出一個生產的倫理（ethic of production）」（Thompson 11）。同樣地，環境論述學者威廉·梅傑（William H. Major）在《根植的願景：新農本傳統與學術界》（Ground Vision: New Agrarianism and the Academy，2011）也指出，美國環境論述至今尚缺乏一個「『用』的理論」（35）。
近代幾位關心美國農本思想或農業倫理的代表性作家主要有貝瑞、勞格斯敦、大衛增本等。在農本思想的脈絡之下，這些作家企圖重新建構一個「生產」與「用」的農本傳統，他們的討論圍繞在以下幾個議題：在後清教徒時期的美國，耕作或勞動的意義為何？當代美國（有機）農人所歌頌的自然法則（natural law；natural order）為何？而他又該如何師法自然？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有機）小農，如何在「生產」與「尊重」大自然，以及在捍衛「全球」與「地方」利益衝突之間如何找到平衡？農本傳統究竟是保守主義的化身還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象徵？農本傳統在環境論述、甚至是人文學科裡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貝瑞著作甚多，是當代美國農業論述最重要的一位農夫與作家。這些作品企圖藉由探索勞動、勤奮、社區、生態系、地方等的意涵，重新賦予農耕倫理道德層面的意義，並鼓勵大家挑戰農業企業所帶來的貪婪與暴力，喚起人類對於那片神聖的土壤的記憶。貝瑞認為，美國環境論述長期以來被「有」與「無」之間的問題所困擾，但從功利的角度來看，其實「環境保存」與「（農業）生產」之間的爭議並不存在，因為農人為了自己長久的利益，總是以生態環境為前提，思考經濟問題。對於貝瑞，舉凡「種族、宗教、性別、科學、政治、荒野、經濟、世界貿易、食物、外交等」議題，都可被視為是土地與農業行為的延伸（Orr 184）。當代另外三位（有機）農業作家勞格斯敦、傑克遜與增本在思想脈絡上，紛紛傳承貝瑞對於勞動以及由土地出發的農本傳統的推崇，但他們都卻比貝瑞更重視實踐的過程與勞動的經驗。不約而同的琢磨「天人合一」以及遵從自然法則的意義。他們企圖尋找一個自然法則、一個跳脫資本主義且耕作時可遵循的生產邏輯，對於他們而言，自然是一個完整的有機生命體。增本則在是在師法自然的同時，從永遠剪不斷、理還亂的農田發現自然的韌性（resilience），並從不斷反撲的自然中領會到挑戰社會規範與舊有認知的力量。
結 論
面對「糧食安全」科技導向的手段以及跨國性企業全球性的策略，「食物主權」將目光指向地方、傳統、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耕作型態。近年來，美國以食物主權為基礎的農本傳統積極探討的問題包括：何謂「健康」的食物？「永續」的食物生產過程？全球糧食經濟體系「單一」與「高科技」的生產模式，為地方食物生產系統與在地飲食習慣帶來什麼樣的威脅與挑戰？地方飲食傳統與小農耕作方式在抵制全球食品工業之時，扮演何種角色？性別、族裔、社會階級與宗教信仰等不同的背景，如何決定了一個人所能享有的糧食安全與食品安全？我們所攝取的食物又如何反映了我們的性別、族裔、階級、宗教等認同（identity）以及滿足我們對於「家」的想像？
在美國與西方農業論述中，歌頌「天人合一」（harmony with nature）、物種多樣性、以及社區合作的「食物主權運動」蔚為風尚。針對這波食物主權運動，我們除了要認真的思考「小農」與「地方」策略當如何解決人口膨脹、糧食不足以及糧食分配不均的亂象之外，筆者認為幾個探索的關鍵是：歸園田居運動是否為現代人的一種懷舊情懷？「有機」食品與「永續」耕種的標準反應了誰的價值觀？為什麼許多人持續選擇盲目的攝取有毒食品？最重要的是，在解決糧食安全與飲食安全的難題時，我們應如何跳出 「有機」與「加工」食品、「全球」與「地方」二元論的思考框架？
在農本思想中，「神秘」、「驚喜」、「藝術」喚醒的是人對於大自然自主性（autonomy）與生生不息韻律的尊重，因此勞動代表的是責任。以「勞動」為基礎的農本思想主義，跳脫了傳統美國環境論述中「有」與「無」、「開發」與「不開發」的思考窠臼，對抗經濟拓展與資本主義霸權的農本主義，結合社會與環境議題，無疑地已為長期陷入「人」與「自然」糾葛的美國環境論述開啟了一個嶄新的思考脈絡與方向，發人深省。
(本文主要更新整理自作者下篇論文而成：周序樺，(2013年7月)〈有無相生：美國有機農業論述與農業倫理〉。蔡振興(編)，《生態文學概論》，頁221-239。台北：書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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