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艾默利報告》公布後，翌年8月中華民國迅速批准1958年簽署的《大陸礁層公約》，「中國石油公司」即與美國石油公司簽約，在臺灣北方的海域進行勘探，以達到確保釣魚臺主權的目標。然而，相關行動卻屢受美、日政府的阻撓。反觀，中華人民共和國繼中華民國之後，在東海成為積極勘探的國家時，不但獲有美國的技術援助，也未見其他相關各造對其嚴重干擾。初始美、日石油公司甚至參與「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的投標，但後來卻因故退出，使得中國大陸在獨自開採之下，成為東海唯一油氣生產國。惟由於未能在釣魚臺周邊海域勘探，至今中國大陸在東海的油氣產量目標，遠遠未達《艾默利報告》的預測目標。因此，本文除探討我國在東海的探勘行動歷程外，也將以中國大陸在東海的勘探為討論重點，並同時探究美、日兩國所扮演的角色，俾利各界瞭解我國在美中台三方間的轉折與衝突癥結之所在。

被西方媒體稱之為「世紀之審」，但卻被中國大陸評為是一場披著法律外衣的「政治仲裁」、「政治鬧劇」、以及一張「廢紙」的「南海仲裁案」，在擔任本案書記官處、院址設於荷蘭海牙和平宮的「常設仲裁法院」於2016年7月12日公布具有確定性，不得上訴之裁決書後，終於劃下句點。
表面上，「南海仲裁案」是結束了，但後續卻衍生出能否執行、如何執行的各種政治、外交、戰略安全、以及法律等問題，不但延續南海未決島嶼主權與海洋權益爭端外，也導致區域緊張情勢的升高。但後續究竟會如何發展？此端視「南海仲裁案」的兩個當事方—中國大陸與菲律賓，以及被認為扮演關鍵角色的美國會採取何種因應措施而定。同為南海周邊國家之一的臺灣，無疑有高度關注本案後續發展與反應之必要。因此，本文將陳述南海各方的反應，及其可能的影響，俾利我國構思未來因應之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國共內戰(1945-1949)失利而撤退來台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ROC)先總統蔣介石，念茲在茲的是如何光復大陸、保住聯合國席次以及獲得各國的外交認可，並視之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首要考量。因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PRC)不斷地的軍事威脅下，中華民國與日本和其他東南亞國家在東海的釣魚台／尖閣諸島，或位於中國南海的南沙群島的主權爭端，相形之下，很難被認定為對國家生存帶來衝擊。透過史實與文獻檔案，不難窺知，上述之主權爭端肇始於動盪的七零年代，是時的台灣與中共正處於外交糾葛之中。而延續至今，明顯可見，與日本和東南亞國協(ASEAN)成員國爭奪釣魚台與南沙群島主權者，其實是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

2012年4月10日，菲律賓政府派遣剛自美國接手不久的海軍軍艦「德爾‧皮拉爾號」（BRP Gregorio del Pilar）前往菲國所主張專屬經濟區內黃岩島附近海域，抓扣「越境捕魚」的中國大陸漁船和漁民時，遭逢中國大陸海監和漁政船之攔阻。之後，中菲兩國在黃岩島附近海域展開了為期長達兩個月餘的對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