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把英文的 the Other 譯成異己，大抵就是非我族類的意思。這是中文現成的用語，看起來頗為貼切，至少易懂，也不會那麼突兀。可是隨著學術界逐漸引進有關 the Other 的討論，不知從何時開始，這個用詞出現了新的翻譯：他者。這個譯詞慢慢流行起來，結果兩岸三地竟然不約而同採用了同樣的譯法。這個譯法原來不為中文所有，洋腔洋調，至為明顯，只是時勢所趨，大家似乎忘記了中文裡還有異己這個用詞，他者也就這樣大搖大擺地鵲巢鳩占，反客為主，取代了異己。換另一個角度看，這個過程其實也充滿了寓意──這大概也算得上是個規訓或馴服的過程。我在翻譯上一向從眾，尊重約定俗成，不喜標新立異，製造混淆，因此也就漸漸接受他者一詞。若按俄國形式主義有關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概念的說法，另以他者翻譯the Other 也不無好處。經過了一番陌生化的過程，我們得以重新認識他者這樣的一個角色，了解這個角色的命運與意義，並且進一步釐清與界定自我和他者之間的關係。

        這本書的章節是在不同階段完成的，在整理成書的過程中，除了增補若干資料之外，有些章節也作了相當幅度的修訂。在撰寫書中的若干章節時，我其實是懷抱著日本的中國思想史學者溝口雄三所說的亞洲感情的。溝口指的是那種期盼能夠擺脫歧視和偏見以獲取自由的人類的共同心理，那種要在人世間消除壓迫與被壓迫結構的決心。我們的社會對亞洲──至少一大部分的亞洲──是存有偏見的，因此對來自亞洲某些國家的外籍配偶與外籍勞工的歧視與剝削時有所聞。這些歧視與剝削甚至構成了人權問題，除了少數學者關心之外，我們的政治社會似乎並不以為意。同為亞洲人，我們對伊拉克與阿富汗人民在帝國強權下的遭遇也視若無睹，從來不發一語。這本書的若干章節嘗試通過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從根本釐清問題的癥結。我的初步想法是：一個過度膨脹的自我往往只看到自己而無法正視他者的存在。對某些人來說，為了自我的利益，他者變得無足輕重，甚至可以犧牲。

        這當然不是一本社會學或政治學的書，我的主要指涉還是文學與文化，我希望透過對某些文學與文化文本的分析，對若干文學與文化議題的論證，思考他者的角色與跨國資本主義下跟他者文化相關的問題，我希望這樣的思考能夠緊扣當代的歷史現實。同時我必須承認，我的思考始終不脫溝口雄三所說的亞洲感情。我相信文學與文化研究的淑世功能，這本書反映的無疑仍是這樣的信念。(摘自〈自序〉，歐美所特聘研究員李有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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